历史上，单耀海有哪些故事？

单耀海先生，辞书编纂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审、《现代汉语词典》的编撰者之一和《现代汉语大词典》的主编。
词典，是用来解释词语的概念、意义、用法的工具书。中国古有《尔雅》，近有《辞源》、《辞海》，而今天，最权威、也是我们使用最广泛的词典便是《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问世，它的从无到有历经了二十二年的时间，编者单耀海至今想起这段经历、依旧感慨万分。至今一生能够起到沧海一粟的作用、也就这一本书，那么毕其一生既欣慰又感慨，欣慰、总算自己沧海一粟吧，起到一点作用；感慨，总觉得自己贡献太少。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增进我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往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非常需要在语言方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不久、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应运而生，当时、在注音上体现北京语音的词典只有一部《国语辞典》，其中收录的是大量民国时期的词语和少量古汉语词语，并采用半文言注释、用文还没有完成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1956年，为了帮助普通话教学，国务院责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现代汉语词典》，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成立。为编现汉，把两个单位并到语言所，一个是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这设在师大里边的、由黎锦熙负责这一摊；还有一个新华辞书社，设在人教社里边的，这两方面的人调到语言所，然后语言所再加人进去，组成一个词典编辑室。当时的词典编辑室主编由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担任，他的学术成果涵盖了语言学理论、汉语语法等众多领域。虽然有吕叔湘这位语言学专家的指导，但大家明白、要想编好这部《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编现汉、这是没有前例的，过去我们有词典，影响比较大的有《辞源》、《辞海》以及大辞典编纂处出的《汉语词典》，然后新华辞书社出的《新华字典》、这是解放后最新的一本小字典，那么现汉编写目的很明确、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是以普通话为收词对象，这就与以往的文言词典划清了界线，既然没有前例可援，那么一切都要自己来创制，当时吕叔湘带领大家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收集大量的资料，即从各个领域的文献资料中摘录规范的词语和例子。是积攒了号称一百万张卡片，这些资料卡片来源都是从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物，报纸杂志、书刊上面勾下来的，在编写之前、有一两年的时间编写、编者都参加勾乙工作，这叫做勾乙。
当时，编辑们除了把从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物、报纸杂志上摘抄下来的新词新义制成卡片，还找来了世界各国的词典，翻译每本词典的前言丶编写体例，从各个层面研究编纂方法，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1958年6月、《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开编，就在这个时候、单耀海加入了词典编辑室，他接触到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收词”，也就是进一步整理编辑们从各种刊物上勾乙下来的新词制成的卡片、并确认哪些词可以编写进巜现代汉语词典》。排列出丶选出哪些是词，哪些不是词，哪些词应该收、哪些词不应该收，列出一个词表。《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汉语规范型词典，它的中心任务就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为完成这一任务、它在收词上就必须全面反映普通话的词汇体系、还要兼收部分常见的专科用语、以满足读者查阅的需要。编辑室根据词汇类型的不同，把整个编纂队伍分成三个组进行工作。当时编写分三大摊，一个是语文组、一个是哲社组、一个是科技组。单耀海被分配在了语文组里，当时语言所为培养像他这样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专门开设了语言学培训课。开一些课、有老先生讲课，吕先生讲语法修辞上的、丁（丁声树）先生讲识音方面的课，这都是往精深方面的讲的、而不是说给你辅导基础知识上讲的，那么对自己来说呢、要求的恰恰是基础知识、而不是某一个字，你精深地去考察、考证，而不是这个。
当时，单耀海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时间来补习语言学的基础知识，与此同时、他的工作还不能落下。《现代汉语词典》要收录四万多条词汇，而计划是1958年正式开编，1959年10月1日国庆前就要完成编写初稿，时间紧迫、词典编辑的队伍又小，每个人的工作量可想而知。这下好了、倒计时往下算，现在你一天要编多少条，当时我们算下来、一个小组，比如说我们三个人一小组，一个人承担三百条，这三百条承担的比例是怎么算的呢，自己编写一百条，然后我审你一百条、还审他的一百条，这不是三百条，都主动的自己加班，加班就是晚上有家的回去吃个晚饭、再回来干，有的把工作带回家继续干，当时自己是单身汉，在所里住着的，那吃了晚饭又回到办公室、继续干。
人类的知识是个庞杂的系统，所以在词典的实际编纂过程中难免会碰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在收词的时候、就会有难以确认的情况出现。什么叫现代汉语规范化，个人有个人的理解，我认为这个词值得收、你认为这个词太偏了，有的强调侧重书面语、就是文言词语，它不是规范化要求的，但是呢，我看书、词典是一部工具书，我不能只看规范的书，我看古典的字、我不认得的字、我不知道的词汇的意义，我求助于词典、总可以的，所以各人有各人的要求不同、各人的看法不同，所以呢工作中就有区别了丶就有矛盾了。每当编辑们争执地不相上下的时候，主编吕叔湘总是能给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单耀海的记忆中、有一个词的确认过程留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是吕先生审到一个词“狗屁”，有的认为这是骂人的话、不收，吕先生说有“猫屁”吗，把大家给问住了，他就注重语言实际，人们嘴里常说的词汇、我们并不是推广你一天到晚“狗屁”了，但是它是语言实际、客观存在着，在你嘴里活生生的语词，你不收你收什么。如今，这个词依然被收录在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而像这样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单耀海记得当时“收词”的工作完成之后、下一步进行的就是“释义”，“释义"指的是对词目的含义进行注释和解释，释文要求不能含糊不清、造成误解。相对的说，收词尺度还好掌握一些，释义相对的说比较繁难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释义简单、比如说“整洁”，那么你让我怎么解释它，整齐清洁不就完了吗，有的就不一样、它需要下定义。有一个读者指出来，自己倒还没有注意，说那个“绞”字，洗衣服绞干了，说现汉下的定义下得好，用手两个相反方向使劲、使水排干什么，这个就要费脑子去琢磨、你怎么给这个“绞”字下定义了。用准确、精练的普通话书面语解释词语、有利于读者对于词的理解，而“例句”就能更加生动地解释词的意义和用法，所以编写例句就是单耀海和同事们要从事的第三项工作。例句也不是那么很简单，首先例句思想性要好、文采要好，而词义表达、就词典的功能来说、趁着这个“注释”不足、你一加例句就跃然纸上，有的不加例句就枯燥，所以说例句也不能小看，有时候改造资料的例句它不能全搬过来用，那是省事；要让它改装之后、适合本词典需要，所以这就需要下功夫。经过收词、释义、例句三个步骤之后，编辑们便写出了每一个词条的初稿，先由组员互看互审、再交由小组长审改，之后由大组长再次审改，最后由主编斟酌定稿。主编只能配备两个助手，一个开路、一个扫尾，开路的就给他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处理掉，扫尾就是说主编看了之后、有一些还要查核的、交给扫尾的再去查核，整个来说主编是负担的量很大。筚路蓝缕，以启山林，1959年底、《现代汉语词典》编写审订完稿，1960年、《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由商务印书馆印制、共三百册，这部1960年的《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单耀海珍藏了五十三年，泛黄的纸张上留下了时代的印记、也留下了他们当时由于时间紧迫而造成的各种遗憾。由于时间紧迫，肯定影响到质量，尽管中间有几道的审核，那么毕竟时间紧迫、他不能那么水磨工夫慢慢地琢磨让它周严、让它逻辑性、各方面推不动，就无法如愿了。
《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完成后，为了对它进一步进行修订和完善，成立了词典审订委员会，十五名委员都是当时全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专家，同时词典编辑室还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自己印象深的有一个朱文叔、还有叶圣陶，还有自己不记得有谁了、反正自己吸收的人很多。“你看“出动”，队伍出发进行活动叫“出动”，试用本的“出动”就改动比较大了。队伍外出活动，举例，队部命令一分队做好准备、待令出动；第二一项、派出军队丶出动伞兵、协同作战。1961年，词典编辑室对《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进行修订。就是水磨，用我们的话说水磨工夫、磨得精细啊，所谓水磨就是往深、细、严、周密这个角度上来说的，举个例子，还是说自己的例子，“宏”字，一般“宏大”、你写那个“宏”字也就拉倒了，但是它和那个“弘大”到底哪条作为正条、哪条作为副条，这就往细里去思考的问题了。在汇总了专家意见之后，编辑室对“试印本”进行了深入修改。1963年《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定稿送审，这一次、试用本除了在词汇量上有所增加，对词语的释义、例句也都更加严谨。与试印本相比，试用本只做了一些小的改动。意见回来，回来之后又修改，这自己记得比较清楚的，因为最后啊、是自己去做的，吸收意见修改完了之后、希望商务印书馆再挖版修改，所谓挖版呢、就是页码不动，在同一页里边、哪些需要改动的、根据这个行次来挖改，挖板三百零五处，也就是三百零五面，所以这个数字、因为和诗经三百零五首巧合，所以自己印象比较深。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让《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工作被迫停止，直到1978年12月、《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正式发行，在历经二十二年之后、这部词典终于面世了。丑媳妇见婆婆了嘛，总要见嘛，总算正式出版了、名正言顺的出版物了。自己在一本书里边有记录，感慨系之吧，只能这么说。正式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总结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成果，第一次对现代汉语进行了全面规范，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在我国的语文教育、语文应用以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更成为人们读书案头的必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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