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吴梦麟有哪些故事？

吴梦麟老师，我国有名考古、文物、金石专家，有名古建筑专家，辽金元史专家，石刻考古学者，有名文物专家。
2017年9月，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30周年的特展上，一位老人捐出了自己的珍贵的书籍，供文物爱好者阅读，她叫吴梦麟，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员，一辈子调查研究北京的地上文物，不过最初她的理想却与此无关。自己本来喜欢天文和考古、还有地理，但是当时自己1956年考北大的时候，当时正好院系改为文理科分了，所以自己就不能考天文系，也不可能考地质地理系，自己只能选择文科。
阴差阳错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吴梦麟遇到了一代名师。自己当时记得入了学校以后，马寅初校长就是说祝贺大家考了北京大学，他不太善谈，就是说欢迎；另外就是侯仁之先生对自己影响也比较大，他是地质地理系，他的口才是非好之好吧，那听得简直是令人神往，就是说可以学历史、学什么都可以到祖国大地，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实习去看一看。我们考古当时是苏秉琦先生是考古教研室的主任，还有阎文儒先生、还有宿白先生，所以这样的话自己更加喜欢这个考古了。而一次考古实习，让吴梦麟彻底迷上了那些记载着文化信息的石头。它是1958年第一次实习，那自己高兴极了，所以我们就住在了龙骨山上，住了好几个月，希望能发掘出一个中国猿人的头盖骨。1958年周口店的考古受到“大跃进”的影响，要求速度和进度。天天催，而且还用一种爆破的方法，当然了爆破也不是。接近文化层的地方就不能爆破了，所以每天我们都分这个早晚班，就每个人要去，自己跟一个越南留学生、我们班一个同学，自己给他把钎子、他砸，拿着大铁锤，砸成炮眼，然后放上药。那周口店实习发现了什么呢，自己还记得郭沫若郭老来了，来了以后他说，他说我今天可长了知识，我知道了猎狗的粑粑，四川人叫粪便叫粑粑，他说我今天看到了，因为它也变成化石了。另外说你们要挖出中国猿人头盖骨的话，我请你们吃全猪席，结果没有挖出来。尽管几个月的实习并没有惊人的发现，但对于吴梦麟来说，这是考古专业最棒的一节课。在那儿我们老听到专业课，裴文中、贾兰坡，还有周明镇、吴汝康等等吧，就是现在我们在古生物和古人类学方面最有名的院士们，所以就都听到了他们的讲课，而且还有当时1929年发掘中国猿人头盖骨时候的老师傅。从北大毕业后，吴梦麟进入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不过并非从事考古，而是遇到了一件大事。我们当时是三个人，于杰、赵迅、自己，主要是搞这“四有”，自己刚才说了科学档案、保护标志、保护人、保护范围和建设管制控制地带影响范围，到哪还得跟人谈话，这样的话才能落实谁来保护。1957年，北京公布39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北京18处文物被升为了“国家级”，国家文物局决定开展“四有”调查，给全国保护单位记下第一本账，这是国家第一次对全国保护单位进行全面的田野考古。不过调查的难度，并非吴梦麟所说的谈谈话这么简单。过去有个谚语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我们说非数清了不可，当时是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还不是国家文物局，让我们做试点，罗哲文先生领我们。卢沟桥距离市中心不过20多公里，现在开车不到1个小时，但在60年代这是一场遥远的旅途。我们四个人天天去，当时1961年还是困难时期，当时城里的人没粮食吃，就是拿着那镐、锹，坐上车到这个野地里去刨白薯，所以我们天天就是在镐头和锹之间站着。当时广安门外有个39路，只有那一趟车去，所以每天都这时候早早就去了。罗哲文先生因为家里人口多、没有粮票，当年大家伙儿的午饭历历在目。就中午在大车店里头吃那白薯包子，就里头都是包的白薯、那皮很薄。罗哲文先生曾经跟随梁思成、林徽因在营造学社学习，这一次更是手把手的教年轻的吴梦麟调查卢沟桥、数清上面的狮子。因为什么它耳朵眼里头也有，它背后也有，母狮爪子底下也按着一个，所以我们是编号，等于用考古的方法，一号望柱、2号望柱，就一号、数，数过去了，定了比如上头大狮一个、小狮几个，然后翻回来，再、到验证到的数没错了，这就算是数清楚。那卢沟桥上到底有多少狮子呢，1961年调查卢沟桥是495、阶段性成果，是吧。281根柱子、望柱，495连上一共。这一次吴梦麟一行人还发现卢沟桥的狮子是有“辈分”的。历朝历代它有风化的、有人为的破坏，它总要补配，它补配时代就不是金朝的了，明朝的清朝的、所以大量是清朝，而且大量都是乾隆时期的哈巴狗的那种形象。那金朝的狮子长什么样呢，一个是石头、它不是后期的那种石头、是发砂岩的那种发黄；另外脸，我们看完以后大家公认就是说它的眉毛眉骨比较高耸，再一个脸比较窄，另外它那披发简洁，不像乾隆时候那披发。不过“四有”调查不仅仅是千年古迹，也包含革命风云。宛平县城我们也做了，宛平县城因为当时是崇祯年间建的一个桥头堡，但是因为这抗日战争29军不是、日寇不是谎言说他们丢了个兵嘛，所以就要跟咱们挑衅嘛，后来王冷斋是坐着箩筐从城墙上系出来跟他们谈判。“四有”调查记录了卢沟桥的现状，也为后来的文物保护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79还是1978年，当时燕山化工厂要从德国进口一个乙烯的一个机械，当时就有人提出要经过卢沟桥，但是文物部门和社会上就说不行，必须得试压，卢沟桥的价值太高了、不能，所以后来就拿着十六个大轮子的大车，然后往上搁、搁铁锭，当时就在这个卢沟桥的11个孔里头都画上白灰的线，等这个试压车过后再看它有没有内伤。随着社会对卢沟桥的重视，1985年之后、卢沟桥彻底停用，保护着这座文物的安危。在20世纪60年代吴梦麟一行人对第一批1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四有调查。当时公布的长城段仅仅是八达岭和居庸关。居庸关的那关城和那个云台也都很荒凉，居庸关的关城那城里头都住的是老百姓，连云台的那个北边还都是老百姓的猪圈，倚着那个云台。吴梦麟还差点找到了乾隆题字的“燕京八景”之一的居庸叠翠。就是居庸叠翠，自己也调查了，自己也知道大约在哪儿，就在居庸关的西南的一个平台上，我们还找到一个人家、他那还有点残的石头，后来他要钱，以后他们再去也找不到。60年代的长城调查，沿着京张铁路坐火车一路上山，那会儿的人严格遵守纪律，连晚下一个车站都不能。当时我们没粮票，结果人家跟那列车员说你们买到康庄，就可以你们买一包压缩饼干，但是那时候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越雷池一步，我们说人家我们调查八达岭、我们怎么敢买康庄，坐火车坐到青龙桥下来走过去，要到居庸关是坐的三铺，还有一次、下雪了就找错了方向了，就回不来、又反着走了，最后就坐在那火车、夜里12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我们在西直门北站下的车，大家就分门别类的互相谁和谁离家近，自己记得我们还在街上拉着手唱歌、挺高兴的，虽然是走错了，但是苦中有乐吧。到了1980年，慕田峪即将开放，慕田峪的长城调查迫在眉睫。因此你要考古的信息，你要如果、等于一修完了以后就怕没了，后来自己就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组建一个小的队伍，就对慕田峪长城进行考古的调查。长城，如何用考古的方式进行调查呢，自己举个例子，大角楼镇关台清土以后、我们居然还发掘出它上头有个楼梯口，底下它是软梯，还有是硬的台阶、软梯，它那窝窝、都在地下的那窝窝我们都清理出来了，这咱就知道那战士是怎么上上头，因为它上头铺房它的结构不一样。1980年，吴梦麟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每天上山调查越来越吃力。他们年轻人可能有个半小时一个钟头，自己慢、还得带着水，还得有的人提着水还得拿着吃的、还拿画图工具、还得拿拓碑的工具。因为大家说去一趟就舍不得把这些东西丢掉，另外也舍不得浪费时间。由于对慕田峪的熟悉，1998年6月28日，吴梦麟接待了一位“大人物”克林顿。自己本来想接待希拉里，因为她女的自己跟她，结果她嫌热，她那天都在铺房里待着、她不出来。克林顿爬到山上，后背都湿了，跟他就上到14台，当时咱们外交部是李肇星和他夫人接待的，后来他克林顿下来以后，他就说我以后退休以后我还可以再来长城、太伟大了，我再来。吴梦麟还特意留下了一张与克林顿的合影。自己记得，你想克林顿1米88、自己1米48、他还在外侧、自己在里侧，所以自己就到他腰这儿。除了18处国宝单位的“四有调查”，吴梦麟还主动考察了藏在房山的一处不为人知的古迹，万佛堂孔水洞在房山云蒙山的西麓。孔水洞就和吴梦麟当年考察时一样，水漫过了半个洞口，那他们到底怎么进去的呢，当时赵其昌想了一个办法，就拿一棍子、就谁也不许出坏，这棍子正好是你两边，你站着那脚就得这么站、它宽度不够，然后两个人对着谁也不许出坏，出坏就掉水里了。拿棍子互相顶着，你走一步、我也走一步，然后两个人顶着、顶着的话，就是同时一走、二走，这样就进去，就看到了有佛像。1964年他们用这种方法进入了孔水洞，而1972年、吴梦麟一行有备而来，万佛堂孔水洞，当时我们也、现在想也还是胆子比较大，从北海借的船，拿解放车给运去，我们就划着船进去，它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水源之一，过去在史书上记载到春天的时候、桃花开的时候这里头就有桃花出来，再一个有丝竹乐声、实际就是喀斯特溶洞滴答滴答那个声音、人们喻它为丝竹乐，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吴梦麟还保留了几张当年划船进入孔水洞的照片，在这里他们有了重大的发现。进去在里头绕了一圈，发现了有隋大业的妙法莲花经，是我们老于、于杰先生他念，赵迅划船、自己记录，因为自己写字快，它已经在水底下淹着了，就用倒影来记录下来，而且还看到了它有两尊佛像，进去也就一二十米吧，进去绕了一圈喀斯特溶洞、什么都没有，回来的时候看到这经文，但是它淹在水底下，只能倒影里头能看到的就做抄录了。不过还没来得及多看几眼这些珍贵的刻石、吴梦麟就被迫出来了。自己进去的时候还能坐着、到出来的时候就趴在船里头，臀部都给自己磕了一下，为什么、它水涨了，外头那矿工就喊、鬼来了、你们还不出来，鬼来了、你们还不出来，后来就赶快划船回来了。为什么在这里会发现隋代的刻经呢，其实就在孔水洞外、一座万佛堂里藏着唐代雕刻的满堂佛像，而就在不远处的云居寺里、自隋代开始在一块块经板上刻下卷卷佛经。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是刻经的最开始的地方，这附近有古迹，所以这个地方可能面积不够了，所以后来就改成了不是摩崖刻经了、改成了碑板式的，就像雷音洞那样一块石头刻，起码这是北京最早的刻经。
吴梦麟，一辈子几乎走遍了北京所有的地上文物。用考古的方式调查、记录文物的现状与历史，1976年一场大的变故却让她与古建、石刻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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