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宋朝的三个皇帝（下）

文/ 胡长明

赵光义“非契丹敌手”

北宋的第二个皇帝赵光义（939—997），又名赵炅。建隆初年为殿前都虞候，开宝年间封晋王。976年赵匡胤死后继位。他继承其兄“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先后攻灭闽南、吴越和北汉等残存的割据政权，并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起，数次率军讨伐契丹，但均先胜后败，无功而返。
赵光义为人好大喜功。979年，他挟攻灭北汉之余威，在军队未获充分休整的情况下仓促向契丹用兵，以图恢复自五代后晋起就丢失的“幽云十六州”。战事初期尚属顺利，东易州、涿州等地的刺史、判官纷纷归降，但在随后攻打幽州时却久攻不克，并陷入敌人的夹击包围之中。宋军先是在高梁河败绩，接着又在莫州失利。毛泽东在读《宋史·太宗本纪》时，详细研究了赵光义幽州之败的整个过程，并提笔写道：“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又补充道：“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契丹擅长骑兵作战，分合倏忽自如，这使深入敌境的宋军时常陷入包围之中而遭到惨败。
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兵分数路，再次大举向契丹用兵。太平军节度使曹彬在东线节节胜利，直克涿州；在西线，忠武军节度使潘美及其副将杨业出雁门关，一路攻占寰州。曹彬深入敌境，苦于粮草不继，无法久战。契丹瞅准这一弱点，在幽州坚守不出以困敌手。曹彬无奈之下只得退却，不幸在岐沟关遭伏击而大败。曹彬趁夜收众渡过拒马河，退屯易州。东线失利，西线作战也陷入困境，契丹十万大军复陷寰州，杨业在护送迁民途中遇敌，苦战力尽，为敌所擒，守节而死。对于此次战争，毛泽东写下“雍熙三年败于契丹”以纪其事。他在惋惜杨业战死的同时，再次从战略高度总结道：“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赵光义不谙契丹战法，总是犯同样的错误，毛泽东说他“终不省”“不知兵”，可谓击中要害，入木三分。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起便惯用的一种战法。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将其进一步完善，点明其实质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和城池为主。1965年8月10日，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国防备战方法时，毛泽东强调说：就是要诱敌深入。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经过苦战灭亡了北汉、占领了太原之后，接着就同辽国打仗，深入到现在的北京附近，被敌人一个反击，打得大败，皇帝几个月不知下落。以后宋朝同外国作战，就是把敌人挡住，不敢让敌人深入。
《宋史·太宗本纪》赞曰：“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不以为然，在旁边批下“但无能”三字，以示赵光义乃志大才疏之辈。赞语又写道：“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毛泽东读至此，批下“不择手段，急于登台”，点明赵光义的皇位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得来的。
北宋僧人文莹的笔记《湘山野录》中，有宋太祖暴崩之夕与赵光义相会的一段记载：“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
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文莹本想渲染赵光义登基的神秘性，但却由此引起了后人对赵光义即位合法性的怀疑，正所谓“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均引用了《湘山野录》的相关记载。毛泽东对这些史籍都很熟悉，他倾向于认为赵光义急于做皇帝，而采取非常手段害死了其兄。
北宋两大疑案，一为“烛影斧声”，一为“金匮之盟”。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记载，建隆二年（961年）六月初二，杜太后临终前将赵匡胤、赵普等召到跟前。她问太祖：“汝知所以得天下乎？”赵匡胤答：“皆祖考及太后之积庆。”杜太后说：“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接着，她以“国赖长君”为由，嘱咐赵匡胤死后传位于赵光义，赵光义再传弟赵廷美，赵廷美然后传位给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赵匡胤表示遵从母训，杜太后让赵普当场写下誓书，太祖装入金匮，令宫人妥善收藏。
可是，所谓“金匮之盟”留下的破绽实在太大。因为如果真有此事，那赵光义、赵普等一定会及时公之于众，以作为赵光义继位合法性的绝好证明。而事实是，直到20年后的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赵光义才从赵普的一封密奏中知晓此事。因此，最可能的情况是在政治上失势的赵普伪造了这件东西，一方面讨好赵光义，为其不正当行为进行讳饰和补救；一方面借此自炫自重，希求再次得到重用。赵光义如获至宝，并迅速任命赵普为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
赵光义在登基的当年（976年）便改元为太平兴国，这本身也是一件违背常理之事。一般来说，新君继位的第二年才改元，赵光义迫不及待地改元，反映了他急于做皇帝而且不甘于做守成皇帝的心愿。接下来，他将弟弟、涪陵公赵廷美贬死。赵匡胤的两个儿子赵德昭、赵德芳也在其迫害下自杀和夭亡。由此，赵光义扫除了传位于自己儿子的一切障碍。这些事实，无疑是对所谓“金匮之盟”的践踏和讽刺。
毛泽东对赵光义的评价皆属负面，不仅认为他在军事、政治问题上平庸无能，而且认为他在个人品行上也乏善可陈。赵光义是个非常自私的人，他根本不想传位于弟弟和侄儿，就连传位于儿子也心有不甘。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至道元年（995年），赵光义诏立寿王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赵恒）为太子，朝野大悦，京师更呼赵恒为“少年天子”。赵光义闻之不欢，对宰相寇准说：“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对此，毛泽东以鄙视的笔调写道：“赵光义小人之言。”在毛泽东看来，赵光义对立太子这样一件可喜可贺的事都心存芥蒂，可见是个心胸狭隘的人。
宋高宗负有议和的主要责任

1954春毛泽东与王芳在钱塘江出海口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杭州栖霞岭东南麓埋葬着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忠骨。墓旁有四尊跪像，为首的便是一代奸相秦桧。忠奸善恶的鲜明对照，传达的是忠臣流芳百世、奸臣遗臭万年的历史理念。秦桧作为陷害忠良的大奸臣，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熟读《宋史》及其他相关史籍的毛泽东却认为，力主与金国议和的秦桧在宋高宗时代立朝19年，且位极人臣，权势熏天，没有宋高宗的幕后支持是不可想象的。由于中国的官修史书存在“为圣君讳”的通病，秦桧害死岳飞的真相便受到遮蔽，以至简化为忠奸之间的斗争，而幕后的真正推手宋高宗便置身事外。对此，毛泽东曾对芦荻说过：“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年间进士，曾任御史中丞，并主张与金国作战。靖康二年（1127年）随徽、钦二帝等被俘至北方，转而鼓吹和议，成为金太宗族弟挞懒的亲信。建炎四年（1130年）被挞懒遣归以为内应。秦桧诈称杀死防守兵士，夺船逃回。朝廷多数大臣疑其中有诈，但宋高宗赵构却高兴地说：“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三个月后，即将秦桧从礼部尚书提升为参知政事（副相），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又任用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
据《宋史·秦桧传》记载，秦桧为摸清宋高宗的真实意图，曾反复加以试探。他说：“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秦桧不放心，进而试探道：“臣亦恐不便，望陛下再思三日，容臣别奏。”过了三日，秦桧再次留身奏事，宋高宗持和议甚坚。秦桧仍不放心，再次试探道：“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这样又过了三日，秦桧始确信帝意坚决，才终于“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臣预”。此中消息，透露了宋金议和的主要责任在皇帝而不在秦桧。
为什么宋高宗赵构一意孤行，非要同金国议和不可呢？这是因为赵构作为宋徽宗的第九子，继位于靖康之难的非常之秋。父兄二人虽然被掳到北方，但如果他积极主战，他们仍存在播迁后回銮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他这个在非常之秋继大位者便会陷入尴尬的境地，甚至变为一个过渡性的悲剧人物。为自利自保计，赵构选择了一条置父兄于不顾、偏安江南以图一世富贵的苟安路线。这块心病，岳飞、韩世忠等人未必看得透，但生性诡诈、老于权谋的秦桧却把握得很准确，于是“逢君之恶”，放心大胆地执行求和议和路线，并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将力主抗金的岳飞父子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致死。
明代诗人文徵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揭破了上述历史真相，词中写道：“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毛泽东非常赞赏这首打破“为圣君讳”传统的好诗。
1957年6月，毛泽东约见冒广生及其子舒湮。冒广生向毛泽东介绍说，舒湮抗战时生活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用秦桧影射汪精卫。毛泽东兴从中来，旁征博引地说了一段话：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在宋金议和和岳飞一案上，毛泽东并非认为秦桧没有责任，而是主张在划分责任上要分清主次，明确宋高宗应负主要责任，而“逢君之恶”的秦桧则负有次要责任。在毛泽东看来，秦桧为人奸邪，残害忠良，固应当受到历史的谴责，但也不能因此让他代君受过，放纵背后的推手宋高宗。毛泽东对宋高宗和秦桧的评价，以充分的史料和严密的推理为依据，不仅是就事论事，而且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方法。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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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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