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恋情丨烽火爱情——我的父母

编者按：
《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我父亲董启强1918年1月出生在四川巴县。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6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进入延安“红大”（上干队）学习。并于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129师政治教育科长，东进纵队宣教科长，冀南军区政治部宣教部部长，冀南军区第六分区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17日，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二九师以七六九团四个步兵连队、一个机枪连队、一个骑兵连队组成东进纵队，由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任司令员，东进冀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来到了河北衡水地区的冀南军区南宫，枣强一代。
我父亲（董启强）也在这一年，随东进纵队进入晋冀鲁豫的河北南宫，枣强等地抗日救国。
我母亲1922年3月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1938年16岁入党。是河北枣强县后东漳村人。后东漳村是个小村，我的姥姥和母亲就住在这里。我姥姥姓周，嫁入了刘家。生了我母亲（刘光）和舅舅（刘建枢）。其家族很多人都是留日归来的人，还有两个举人，几个进士。母亲的父亲是一个举人。我母亲是当地有名的美女，柳叶弯眉，水灵灵的大眼睛，身材高挑优美，号称当地三美女之首。但她也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和信念的人，她很小就剃头削发进入学堂读书，不裹脚，反抗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歧视和束缚。当日本侵略者侵略华北平原和家乡的时候，她才15岁，就弃学离家，坚定的加入到革命队伍中，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活动。成为当地抗日救国妇救会的领导干部之一。我父亲当年英俊潇洒，浓眉大眼，一身豪气，属于有文化有志向的革命青年。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抗日救国，打倒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是他们的共同追求，也是他们爱情的基础。

1939年，父母在晋冀鲁豫河北南宫
父亲挖地道结识母亲
听我舅舅讲，当时冀南学冀东开始挖地道，有一天父亲挖地道，挖到了我的姥姥家，从此认识了母亲。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姻缘，开创了他们一生的烽火恋情。在反扫荡，反日本铁壁合围的艰苦岁月中，他们美好的恋情在战争中得到巩固，考验，升华和开花结果。1941年左右父母在河北衡水地区的南宫结婚。当时冀南军区的首长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范朝利，王任重等都纷纷表示祝福。在艰苦的抗日反扫荡战斗中，我军牺牲不少领导干部，我父亲也三次负伤，并作为六分区剩下的少数领导，带领部队奋战在抗日第一线。
194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在战争年代，养育孩子非常不易，既要躲避日本鬼子的追捕，带着孩子东奔西跑，还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动员群众支持革命，巩固根据地，扩大革命队伍，保存实力，坚持斗争。那个时候，因为革命工作分工不同，他们不在一起战斗。经常转战南北。所以母亲有了孩子非常不方便，无暇顾及，就找了一个奶妈喂养我的大姐，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他们都是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家庭孩子放在第二位，把亲生骨肉交给他人代养，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为了劳苦大众，他们作出了很大牺牲，亲情割舍，骨肉分离。1944年我的二姐出生了。

1948年张家口合影
发黄的信笺见证父母的革命爱情
我曾经翻看过父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黄的信笺，有的是很小的一片纸。有的像草纸一样，各种各样的参差不齐的纸写的信，都是他们在战争间隙写的。也是父母在生离死别，战火纷飞的年代爱情的见证。有的信上还画了一些插图，比如，一颗红心插了一支丘比特的射出的爱神之箭，有的信里有一枝红玫瑰，有的信里绘的是一把鲜花。信里都是互相勉励，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互相学习，为革命多做贡献的词语，以及相互思念和对身体健康的关心。
只要是战争空隙，父亲都会利用一切机会来看望母亲，母亲也常说父亲骑着一匹大白马雄赳赳，气昂昂的来探望她，带来温暖的问候、对孩子们的关心，并一起分担家庭的责任。
看了父母解放战争的通信，可以了解到母亲为了能和父亲在一起共度艰难岁月，也总是带着子女，千里迢迢坐马车、吉普车或者千里步行，穿过封锁线到前线和父亲汇合。总之他们不管是谁，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条件，就克服各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最大限度的争取团圆的机会。让爱情和家庭的温暖带给他们战胜困难的力量。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激励他们，鼓舞着他们，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努力奋斗，坚持革命，永不放弃。
父母的差别还是很大的，父亲是南方四川人，母亲是河北人，父亲是大城市长大的，母亲是在农村长大的，母亲为了父亲和孩子们学会了很多家务劳动。妈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解决实际问题，实干，爸爸理论强，出口成章。正是爱情这个润滑剂，改变了双方，让他们的生活习惯更融合在一起，让我们这些子女也都南北融合，适应力强。所以有真爱情才能包容，才能持久。
经受考验，相濡以沫一生
1944年8月父亲去延安学习。同年11月，六分区领导决定母亲和王蕴端一起去延安学习。母亲骑着小毛驴经过交通站，一站转一站，一天五六十余里，12月到达太行军区，军区领导和同志们劝母亲不要走了，冰雪封路，又带着小孩，等明春化冻再走。1945年3月母亲又继续向延安出发，在高高的山上，窄窄的羊肠小路上走啊走啊走……从早走到黑，一天又一天，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4月底的一个晚上，母亲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延安，远远的望着窑洞中无数的灯火，像天上的繁星闪烁，美丽极了。这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延安，身上的疲劳顿消。从这之后，母亲又投入到一个崭新的生活中——离开前线转入大后方，开展大生产运动，纺线种菜。
1945年11月底，中央决定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分批到前方，父母是最后一批，好几百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一部分同志去东北前线。国民党封住了去路，他们到达张家口待命。1946年我的三姐出生了。
1947年二野刘邓大军准备渡过黄河，进行羊山战役。母亲为了争取能跟部队过黄河，和父亲并肩作战，将已怀孕四个月的胎儿坠了下来，因大出血，未能过江，只能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后方工作。
1948年部队千里挺进大别山。在还乡团白色恐怖笼罩下，部队得不到老百姓的帮助，没有吃的，没有住的。甚至还经常有人向还乡团报告解放军部队的动向，使部队遭遇伏击。部队的处境非常艰难。外加南方气候，蚊子多，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父亲感染了虐疾，母亲想方设法搞到治疗疟疾的药，托人带给父亲，让父亲死里逃生，渡过了缺医少药，食不果腹的革命最艰苦的时期，坚持斗争，胜利走出大别山，开始进入了解放战争阶段。
1949年下半年，部队向大西南进军。一路上设了宣传站，张贴标语，出版进军报，每天行程六七十里，经过无盐区、苗区、黄泛区，再加上阴雨四十余天，每到宿营地，首先就要烘烤被褥，生活极为艰苦。母亲那时已经怀孕，什么也吃不下，每天只能吃几个小橘子充饥。但是她咬紧牙关，从不掉队。后来组织照顾她跟领导坐车走。1949年12月21日父母胜利到达重庆南温泉。父母就再没有分开。
1950年7月老四出生。1951年5月整编为第六步兵学校。小报的名字就改为《步校生活》，仍由母亲主管，年终被评为工作模范，带了大红花。1952年7月老五出生。1955年老六出生。1957年老七出生。正是父母的爱情，使得我们这个家庭充满阳光，自由，开放，不保守，接受新思想，新事物。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母受到了战争中所没有经过的特殊考验和锻炼。文化大革命，是对所有夫妻的考验，父母经受住了考验，仍旧相亲相爱，互相扶持。父亲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了八年之久，反复批斗达百余次，还被压到上海去批斗，由于长期被隔离审查，致使他在战争期间就负过伤的身体更加虚弱，多次生病，我妈妈经常给他送药、送饭、送衣、送被，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持他。我母亲是铁道部干部，造反派说母亲没有划清界限，还把她抓去批斗、“坐飞机”、写检查，反复抄家几十次。但是，母亲没有被困难压倒，挺了过来，并且将五个孩子送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又送他们去参军，在“火红的熔炉”中锻炼长大。文革结束后，孩子们都大学毕业，三个高级工程师，一个工程师，一个硕士研究生，二个美国名校博士毕业。他们爱情的结合，孕育出爱情的结晶，并最终完成了培育后代的重任。
父母戎马一生，他们的爱情诞生于抗日战争，见证于解放战争，成熟在解放以后，挺过了文革。互相扶持，至死不渝，互敬互爱，同心同德，走完了一生的道路。母亲是行政12级局级干部离休，父亲是61年授衔的开国少将行政8级。他们的爱情在离世之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成就了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烽火爱情。
【作者：董进进董建建董都都董赛赛董玫玫刘沙沙刘光光】
董启强

董启强（1918-2005），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参加红军，193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曾任129师随营学校政治部教育科长，冀南东进纵队政治部宣教科长，冀南军区六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冀南独立第四旅参谋长，二野三兵团二纵12团副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川东军区步校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院政委，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党委书记，国防科技大学副政委等职。1952年评正师职，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晋升为少将，行政8级。1983年从总装备部离休，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光

刘光（1922-1998），1938年2月8日八路军东进纵队开进了母亲的家乡，母亲1938年3月16岁就主动参加了革命，并于同年入党。抗战期间，曾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军政大学学员、县妇救会党团书记、宣传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团结报社编辑，冀南军区政工科教育干事等职。建国后，曾任二野三兵团军大三分校校刊编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政治学校宣传处宣传处副处长等职。1955年从北京政治学院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过北京展览馆铁道部馆馆长、铁道部中央技术馆副馆长兼北京展览馆支部书记、铁道部工厂总局人教处副处长、处长。

统筹：张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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