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与科举｜13：都知道包公铁面无私，未必知道他还是学霸诗人

大宋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科题名榜，是科举史上的名榜之一，被后人称为“宰执榜”。所谓“宰”，自然是指宰相。所谓“执”，指副宰相级高官参知政事。宋代的参知政事，简称为 “执政”。称本榜为“宰执榜”，是因为录取人员中，出现了多位担任过宰相、参知政事职务的名人。

先来看看本榜部分上榜考生的从政成绩单：状元王尧臣，参知政事。榜眼韩琦，宰相。探花赵概，尚书左丞，与参知政事同为执政官。进士文彦博，宰相。进士吴育，参知政事。在各类宋代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出镜露脸率很高的包青天包拯，也是本科进士，并曾担任过枢密副使这样的重要职务。尤为难得的是，这些身居高位之人，还都是心系民众、忠心报国的好官忠臣。

由于本榜名人太多，不可能一一进行介绍。讲述宋词（诗）与科举的故事，自然要以诗词为主。在此，选取有较大影响诗词作品的三位，向各位读者做一个简要介绍。

韩琦，乃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人氏，祖籍为河北赞皇，出生于福建泉州。金榜题名之时，韩琦只有十九岁，标准的翩翩少年一个。

韩琦三岁时父母双亡，由几个哥哥抚养长大。“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史籍如此评价少年韩琦。就是说他少年老成，懂事明理，一门心思读书学习，不像一般孩子那样只知道调皮玩闹。

这样的孩子很有自律性，基本不用大人操心他的学习问题，成才的概率自然就比较高。在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上，看起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性格因人而异，不能千篇一律。

入仕后，韩琦既有比较丰富的地方任职历练，也有多个岗位的京官履历。韩琦担任大宋宰相累计十余载，先后为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位皇帝服务过，是个典型的三朝元老。在四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韩琦一心为公、励精图治，在整顿吏治、巩固边防、服务民生、选贤任能、开扩言路等方面，多有建树，官声颇佳。

比方说，韩琦曾与范仲淹、富弼等人一起，力推“庆历新政”。再比方说，韩琦曾奉旨赈灾，拯救无数灾民于水火，灾民感激涕零，称颂其“使者之来，更生我也。”又比方说，韩琦在汲取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范仲淹密切配合，运筹帷幄，应对得当，对西夏形成了强大震慑，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在当时的西北边陲，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足见韩琦、范仲淹的作用和影响。

“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对于韩琦的为官作为，大文豪欧阳修是如此评价的。这样的评价，真是够高。从那些民声民谣来看，欧阳修对韩琦的评价，绝对不是官员之间无原则的相互吹捧。

不苟言笑的韩琦，威仪十足，令那些贪官庸官望而生畏。但是这并不妨碍，韩琦拥有一颗敏感的诗人之心。在从政之余，韩琦创作了不少诗词作品，其中不乏水准较高之作。名臣韩琦，也无愧于诗人称号。从韩琦的诗词作品看，他极富悲天悯人之情怀。为官之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怀，纵然是清官能吏，也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官。

“池馆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会重阳。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酒味已醇新过熟，蟹螯先实不须霜。年来饮兴衰难强，漫有高吟力尚狂。”韩琦的这首《九日水阁》，是为宋诗名作。虽然生长在荒凉破败的庭院苗圃之中，但盛开在重阳之时的金色菊花，依然发散出沁人心脾的清香。所谓诗如其人。以菊花喻晚节，韩琦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

文彦博，乃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市）人氏。进士及第之时，文彦博二十有一，也属少年成名。少年时的文彦博，曾跟从一个名叫史照的人学习经术。史照的母亲见到文彦博之后，一眼就看出这孩子不一般，不禁惊叹道：“这孩子不得了，将来一定会成为大贵人！”

少年时代的文彦博，就极有自律意识。他准备了两个罐子，一个用来装黑豆，一个用来装红豆。每当他认为自己做了错事，就往装黑豆的罐子里放一颗黑豆。反之，则放红豆。文彦博可不是一放了之，只等着盖棺论定时算总账，而是过一段时间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检视，改正错的，发扬好的。如果不是这样，黑豆红豆除了简单计数，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反思检视之下，罐子里的黑豆越来越少，红豆越来越多。也有些资料把这件事安在了本科探花赵概身上，是张冠李戴，还是两人都做过这样的事，不得而知了。

从政后，文彦博做过多个地方的知府知州这样的行政主官，也担任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并且两度出任大宋宰相。文彦博为人宽厚，同情弱势，崇德乐善，待人谦逊。在众人眼中，文彦博既是德高望重一长者，又是谦谦一君子。“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史籍如此评价文彦博。

有意思的是，著名奸相蔡京的儿子蔡绦，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少时跟小伙伴玩耍，只要谈到文彦博和韩琦，家中长辈立马就会变色制止：“那么德高望重的人物，你们小孩子怎么可以说三道四！”这些长辈之中，是否包括蔡京，不得而知。但是就连奸臣家人都奉文彦博为神明，足见其人格之高洁。

文彦博也有不少诗词作品传世，其人其作完全配得上诗人之头衔。“销磨岁月功名内，检束身心礼法中。除却高阳诗酒伴，人间谁解惜春风。”文彦博的这首《追和》，明志与劝世兼具，是说无论求取科举功名，还是从政为官，都必须时刻注意约束自己的身心言行，遵纪守法，践行正确的价值观。不管别人怎么做、怎么看，自己一以贯之，无怨无悔。

“浅水深山一径通，樵夫涉水出林中。可怜画笔多情思，写在霜纨一扇风。”文彦博的这首《题郭熙画樵夫渡水扇》，从题目上看虽然是为友人所画扇面而写，但是也表现出了文彦博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在文彦博的诗作中，以山林田园为题材的为数不少，其中可见陶渊明之遗风，说明他是个宁静安然、淡泊名利之人。

因为心性淡然，胸襟开阔，文彦博是个长寿之人。有一年，大辽国派代表团出访大宋。大辽代表团长见了古稀之年的文彦博之后，同负责接待的苏轼说，“文大丞相年龄那么大，身体精神还那么好，真不简单。”苏轼说，“你只是见了他一面，对他还不够了解。如果你同他深入交谈一番，就会明白那简直就是大神级的存在。他头脑清楚、逻辑严密，远远超过年轻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间万事。跟他探讨任何专业问题，他的见解都远远高出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大辽代表团长听罢，不由肃然起敬。能被大才子苏轼如此崇拜敬佩的人物，委实不多。

耄耋之年的文彦博，依然精神矍铄、体魄康健。宋神宗很好奇，就向文彦博讨教养生长寿之道。文彦博说，自己还真没有刻意去搞什么养生，只不过是顺其自然、自得其乐，遇事想得开，不因身外之物伤心劳神，不做过分的事情罢了。文彦博此说，被宋神宗视为至理名言。文彦博是在告诫人们，非分之想，实为伤身之利刃。

包拯，乃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氏。金榜题名之时，包拯二十有八，比韩琦、文彦博大了不少。进士及第后，包拯做过一些地方的主官，比如人所共知的权知开封府，还担任过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重要职务。

包拯包青天，在中国堪称一位“三高”人物。所谓“三高”，并非医学术语，乃历史知名度高、民间知名度高、文学作品出镜率高是也。根据包拯事迹创作改编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但是以包青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多数都是经过艺术加工了的，不一定是真人真事。比如老幼皆知的戏剧《铡美案》，包公是个嫉恶如仇、主持正义的好官没错，但是剧中故事压根儿就是虚构的。在北宋，也根本没有一个叫做陈世美的状元驸马。纵然是这样，也不影响包拯以好官、清官的形象流芳百世。

包拯一身正气，铁面无私。他从政最著名的政绩，就是直言敢谏，为民伸冤。无论和皇亲国戚，还是达官显贵，只要有不法行为，包拯一概无情弹劾没商量，使之不受惩处不罢休。为此，朝野送其雅号“包弹”。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人们会这样议论：“就让他去作死吧，有个‘包弹’在等着他呢。”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是包拯恪守终生的座右铭。因为两袖清风、不徇私情，当时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行贿送礼这招儿不灵的人，阴间有阎王爷，阳间有包老头。”包拯以高尚的人格和不凡的作为，赢得了朝野的一致拥戴和敬重。史载，包拯去世后“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

包拯的诗词作品，存世很少。翻来查去很是费了一番功夫，笔者只是查到了一首，这便是著名的《题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首诗，应为包拯出任端州知州时所作。此诗语言明白易懂，无需再做解析。

包拯的这首诗，意在明志，浩然正气、铁肩担当跃然纸上。表里如一的包拯，既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比方说，端州特产端砚，历来为文人墨客珍爱之物，也曾是朝廷贡品。在端州任职的一些地方官，不免使用多制多收等手段中饱私囊。为了扭转这一陋习，减轻民众负担，包拯在端州任职期间，始终坚持按进贡数额组织制作端砚，而自己从不使用端砚，离任时也没有带走一方端砚。

在广东肇庆附近，有个地方叫做“砚洲”。这个地名的由来，源自于关于包拯的一个故事传说。包拯在端州任满北返途中，乘船渡过一条江时，突然狂风大作。包拯不由大为不解，自己为官清正廉明，没做什么亏心事，何以离任之际天公不满，江河不平？细问之下，原来是一个随从偷偷携带了一方端砚。包拯勃然大怒，拿起那方端砚狠狠投入江中，江面立时风平浪静。而那方端砚落水之处，后来竟变成了一片沙洲。为了赞美并纪念包拯一尘不染的高洁品行，人们将这片沙洲命名为“砚洲”。这个故事传说，就是“包公掷砚成洲”。

包拯的存世诗作虽然很少，但只此一首，便足以流传千古。

壹点号谷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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