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圣、文宗都框不住的“非常之人”司马相如还有哪些“非常之功”？丨名人大讲堂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摄影徐瑛蔓

李白生前知音魏灏在《李翰林集序》中提到，蜀地出大人才的特点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 在其罗列的名单上不难看出，司马相如是其中位列前茅的佼佼者。

司马相如以辞赋天才名闻天下,被公认为是“辞赋之宗”，历代备受推崇。司马相如与另一位来自蜀地的辞赋大家扬雄并称为“扬马”,成为汉大赋创作的两座颠峰,其文学地位有如楚辞之屈宋、散文之韩柳；诗中之李杜、词中之苏辛。

不过，在这样一位在文学领域上有着显赫名声的人，在他身上却存在着“知名度很高，认识不到位”的情况。在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司马相如研究会副会长徐希平看来，原因在于司马相如在文学影响力太大，以及关于其与卓文君私奔的故事带来的道德争议瑕疵等原因，遮蔽了司马相如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在政治方面的智慧、才华、贡献。

2022年9月，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的“名人大讲堂” ，正式开启“司马相如季”。

9月29日下午3点，本季度首场讲座邀请到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司马相如研究会副会长徐希平，为线上线下的观众带来了一场名为《司马相如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和影响》的主题演讲。在这场演讲中，徐希平教授全面介绍了司马相如的方方面面，比如他的生平与故里，他在文学、政治方面的贡献、影响。徐教授提醒听众，作为一个文人，司马相如罕见地拥有剑术、军事、政治，甚至还有酿酒、经商头脑，是一个文韬武略、开宗立派级别的通才、大才，“单单用文学家这个概念，远远框不住他的全部。”

在徐教授看来，司马相如在四川历史名人群体中颇具代表性：文宗、通才。其后扬雄、三苏、杨升庵、李调元皆具有此特征，发扬光大。徐教授还特别挖掘了司马相如的人格魅力。司马相如为君主赏识，登上朝堂，名闻天下，再回报巴蜀大地，立下盖世之功。在之后被贬，称病隐居，但他依然不改初心，只要有机会就会以各种方式进谏。在他身上，表现出的深明大义、敢于担当、善于沟通，身处逆境安之若素的乐观豁达，都是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

徐希平

“司马迁读懂了司马相如”

《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相如所创作的大赋极尽铺采文、夸张扬厉之能事, 表现出宏伟壮阔的场景、富丽堂皇的气象。徐教授说，司马相如的文学作品从数量上不算多，但在文学史、文化史上影响力大。而且其功能其实超越了文学领域，成为汉代进行儒家大一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西汉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刘彻即位，逐步延用儒臣，尊崇儒术。然而直至建元六年窦太后崩，却是窦太后所信奉的黄老之学的天下，尤其是窦太后在建元二年贬杀儒臣，极大地抑制了儒学的抬头，阻碍了汉武帝推行儒术的进程。汉武帝推行儒术遭到挫折后，他转而信任并征用赋家，用之保持着与窦太后黄老之学截然不同的思想追求或价值取向。

徐教授援引学者孙少华的论文《“汉赋”确立与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中的观点，在演讲中提到，“汉赋”之确立，为汉武帝时期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以及为撬动黄老地位和解放文人与学术的束缚，作出了一定的时代贡献。“汉赋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形势，尤其是汉武帝本人的政治需要。汉赋对汉武帝时代政治、文化措施的实现，对汉武帝时代文化政策展开、学术理想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司马迁评论《离骚》：“《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实际上是意图将《离骚》的作用兼同风、雅，即将《离骚》之功能比于《诗经》。这也是后来汉人进一步将汉赋功能比于《诗经》的先导。其中的“不淫”“不乱”，是风、雅之功能，也是太史公时代对汉赋功能之期待。而“不淫”“不乱”，也与汉赋讽谏功能有内在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汉赋就是汉武帝强调诗骚、独尊儒术、促进中华文化大一统的体现。

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汉赋得到重视不是偶然的，而是跟治国安邦之道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迁读懂了司马相如。”徐教授说。

“拓边功臣，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史记》上“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的记载，让人一度认为司马相如出生在成都。徐教授说，经过后学详细研究已统一认定，司马相如出生于西汉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长于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司马相如在年少时就有很高的理想抱负。他以蔺相如为榜样，渴望建功立业，这是司马相如改名“相如”的原因。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同意了唐蒙上书征夜郎之兵以制越的请求，派他从巴蜀地区开凿南夷道以通夜郎。但唐蒙的激进，让这个任务进展缓慢。在此情形下，汉武帝启用了司马相如，他较为熟悉巴蜀和西南夷的情况，且理解汉武帝的战略意图。司马相如临危受命，成功开通了到夜郎的南夷道。受到南夷道开通的鼓舞，汉武帝决定开通西夷道。元光六年（前129）汉武帝再次派司马相如持节出使西夷。

司马相如为沟通巴蜀、开发西南而作《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宏文，晓喻百姓，说服家乡父老，从而使巴蜀和西南民族地区为汉朝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为开发西南边疆，民族团结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发挥才干使重大实际问题得以成功解决，充分体现其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政治智慧和能力。同时，他还注重解决社会治理和经济贸易等问题。司马相如称得上是拓边功臣、“南方丝绸之路”的先驱探路者之一。徐教授也用“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来形容之。

李白是司马相如的“迷弟”

一提到巴蜀文化名人，李白苏东坡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徐教授说，李白是司马相如的“迷弟”。李白反复称自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自小就受到了司马相如的影响和激励，在《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中，李白开篇即提“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司马相如的倾慕之心。后来到了湖北，作《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非常自豪地将司马相如称为“老乡”，“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如当代学者所评：李白“对司马相如情有独钟，在其诗文赋中多次提及司马相如，充满羡慕、自豪、眷恋之情，李白和司马相如有着共同的浪漫情怀。他对司马相如在乡土文化上，文学才情上，政治理想上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自司马相如开始，巴蜀地区书面文学崛起于西南，成为全国范围内卓越群体的一部分，代不乏人，西南少数民族亦同样参与其间。据徐教授研究，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创作，或赞美西南神奇山川、民俗风情，或抒发效力于时的高远志向，往往借李杜诗歌而寄寓情怀，也流露出对李白豪放飘逸诗风的天然认同，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司马相如和李白开创的巴蜀文学对西南文学与文化的巨大影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自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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