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 一部德国“天书”里的“中国故事”

麦考尔像在做一场思想的沙盘游戏，通过构建和消解一个“古代中国”，让西方问题、西方思想的“疾病”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映照下得以“确诊”。

原文：《一部德国“天书”里的“中国故事”》
作者 | 上海外国语大学甄江立张帆
图片 | 网络

德国犹太作家瓦尔特·麦考尔（Walter Meckauer, 1889—1966）生于波兰，1910年被派驻北京，自此醉心于中国文化。麦考尔首部中国小说《武帝天书》荣获普鲁士文化部颁发的“德国青年小说家奖”，第二部中国小说《星辰陨落》荣获德国朗恩·穆勒出版社文学奖。他在小说中旁征博引儒道文化、官场礼仪、历史事件和神话传说等中国故事，满足和深化了德国读者对东方中国的想象，被誉为“中国麦考尔”。1955年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伊斯授予麦考尔“联邦一级十字勋章”，德国瓦格纳基金会定期颁发“瓦尔特·麦考尔纪念章”，以表彰德语文学杰出贡献者。

一个极具中国哲理的故事

小说《武帝天书》（Die Bücher des Kaisers Wutai）出版于1928年，德语“Wutai”音译“武泰”，实为“武帝”。据学界现有资料考证，麦考尔极有可能参考了利奥波德·卡切尔记录中国南粤风土人情的《中国人的生活写照》（1881）。卡切尔对皇帝“Wutai”有确切记述：“皇帝Wutai——汉朝第六位皇帝（约公元前140年）——是一名狂热的占卜爱好者，并且非常迷信，相信世上有使人长生不老的药草和丹石。”据此推断，“Wutai”即汉武帝刘彻，一则年代相符，二则与汉武帝拜仙问药追求长生的嗜好相吻合。而整部小说冠以“天书”之名，则是围绕主人公寻觅永生之术展开，确证“Wutai”即“武帝”。
全书以“中秋赏月宴会”为界点，前半部分叙述主人公叔季遍寻传说中的长生秘籍“武帝天书”，邂逅潘知府的女儿女娲，娶其为妻；夫妻战胜妖魔，归乡隐居，放弃寻找天书；其间虽偶有波折，但全然不失异域古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后半部分则以战乱为基调，揭露由传统、道德、皇权维系的“太平盛世”实乃幻象：中秋之夜国家陷入战乱，叔季的儿女丧生，虽在卦师墓中寻获“武帝天书”，却未及翻看即化为尘埃。这是一个极具中国哲理的故事，貌似从“无”到“无”的轮回幻灭，却浸染了诸多生命的密码，承载着德意志民族对中国儒道思想和家国天下观念的理解。
整部小说以唱词、书信、演讲等展开对中国故事的征引和阐释。叔季开篇来到“林子屯”，女娲为其弹唱了一曲“造人之歌”，详尽征引了中国盘古开天和女娲造人的神话故事，并将中国传统道教的五行元素融入其中，虽从创世论的角度确立古老中国的起源，文化内核和意义旨归却大相径庭。麦考尔把两个故事糅进一首唱词，巧妙地嵌入小说，并依据旧约《创世纪》加以改写：其笔下的造物主盘古俨然如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还创造了最初的两个人，伏羲、女娲是中国的亚当、夏娃；盘古不用献身，而是通过神力创世。作者假借小说中保守派人物之口，宣扬“统治者创世论”。麦考尔通过征引改写中国神话故事，试图勾连两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渊源，但叙事基调难掩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除了唱词，麦考尔还套用改编中国典籍《周公解梦》，构建人物命运，掌控叙事进程。叔季在书信中发现了一幅绢本，列有二十二个梦及其对应的预言。梦的内容与《周公解梦》大多一致，如梦到某种自然天象或特定的人或物。至于梦对应的预示则迥然不同。例如“月亮陨落”在小说中预示“你将有一个女儿”，“打雷”预示“将遭遇祸事”；但在《周公解梦》中则曰“日月落忧没父母”，“雷霆作声官位至”。麦考尔如此错位征用，显然意不在周公故事，梦本身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二十二个梦的预言正是叔季的“人生密码”。首先，在小说《武帝天书》中，梦的顺序是按照预言应验的时间先后，而非如《周公解梦》那般按照梦境的主题排列。叔季做的每个梦都出现在相应的时间节点上，二十二个梦推动叔季迈入人生的各个新阶段。其次，《周公解梦》所列条目不应验的情况很多，但每个条目均可独立存在。但在小说中，虽然卦师告诉叔季这些梦是“好梦”，那些是“要避免的梦”，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梦能避开，且无一不应验。简言之，《周公解梦》感性、偶然且充满变量，而《武帝天书》遵循的则是“天命难违”。
《武帝天书》还征引了诸多中国民间传说。皇帝中秋之夜召饱学之士赏月，叔季的儿子陆村讲述中秋节来历——唐明皇夜游月宫的传说。但正所谓“月盈则亏”，是夜，战乱纷起，恰与民间流传元末明初朱元璋起义军“八月十五杀鞑子”，又名“月饼起义”相吻合。但麦考尔写的义军领导人既不是朱元璋，也不是刘伯温，而是洪秀全——也自称天王，但统领的又非太平天国，而是反清秘密组织“三合会”。显然，麦考尔混淆了某些中国历史人物和组织团体。中秋后的第十天（八月二十五）是“太阳节”，战事吃紧，皇帝借用“天狗食日”传说昭告天下：诬陷起义军是“邪恶的天狗”，只能带来暴力和黑暗；号召民众保卫皇帝，守护幸福和光明。但皇帝话音未落，日食骤现，多行不义者，人神共愤。　　

像在做一场思想的沙盘游戏

纵观《武帝天书》，中国故事的征引可谓信手拈来，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和周公解梦等在哲学层面探讨人生和命运等终极问题：世界的起源和本质是什么？命运是否冥冥中自有定数？……麦考尔在西方世界未找到答案，而在古老中国的异域体验中获得启示，“我们走向远方，其实只是走向内心深处”。正如德国诗人奥斯卡·洛尔克在《武帝天书》序言中所述：“麦考尔获得远方的教益。”唐明皇夜游月宫、八月十五杀鞑子、洪秀全起义和天狗食日等则在社会政治层面影射了魏玛时期德国的动荡现实，“对德国读者来说，《武帝天书》中童话般的中国故事掺杂着太多暗示，暗示德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一战、反抗权威、泛政治化以及相互割裂的世界观”。

瓦尔特·麦考尔的《武帝天书》塑造了一个朝代不详的“古代中国”，一个光怪陆离的异域国度，其中有作者在中国的真实见闻，也有虚构和幻想，“不要管那些关于事物真实与否的古老辩论，只要它们让我们感动，真不真实又有什么关系？”麦考尔不是观光猎奇，而是“托异域事物言说”，寻找一种新的视角审视自我和现实，“‘沉进去’后再‘走出来’，以提供一种异域的‘幻象’”。麦考尔以中国“幻象”影射现实，表达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求索，诚如谢阁兰所言：“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诗，自始至终，是‘中华帝国到自我帝国的转移’。”麦考尔像在做一场思想的沙盘游戏，通过构建和消解一个“古代中国”，让西方问题、西方思想的“疾病”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映照下得以“确诊”。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征引阐释及启示研究”（20JZD046）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817期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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