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湖南人之谭嗣同、黄兴、宋教仁

三湘四水，人杰地灵，荆楚大地，群英际会。屈原怀一腔悲愤，行吟于沅湘，贾谊贬谪长沙寄慨而作《吊屈原赋》，陆游游历于山水人文中慨叹“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湘文化以其丰富的养分和独特的魅力孕育出了湖南人特有的个性和才能，湖南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是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摇篮，青史留名的湖南人尤其是革命家、政治家可谓灿若星辰。如建国前五大书记有其三，开国十大元帅有其三，十员大将有其六，五十七员上将占十九，而抗美援朝五位司令员全部来自湖南...“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湘人血写成”，“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所有这些评价，充分体现了无数的湖南人敢于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披肝沥胆，洒血捐躯，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决心和意志。
谭嗣同肝胆昆仑
人们很难想象，我中华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骄子，而此骄子又毫无例外地是湖南人。遍查古今中外历史，象谭嗣同（湖南浏阳）这样有才有胆有识、义薄云天、睨睥世间宵小，感同天下苍生的“太子党”、“官二代”（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如此出生入死、肝脑涂地的人，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

那是一个最为黑暗的时代：两次鸦片战争完败，甲午战争惨败，那拉氏乾纲独断，卖国求荣，内忧外患、国恨家仇齐袭中国人民，求变求新之切前所未有，但发动政变的仁人志士不是街头喋血，就是亡命天涯。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竟成地狱！但那又是一个追求光明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护国，为民请命，从三纲五常的封建专制社会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行开天辟地之壮举。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是要对古今学术来一次价值重估，其深邃的见识与雄浑的胆魄，使人不得不相信，如果谭嗣同不是英年早逝的话，那么他的学术成就，定会在康、梁之上。然而，即便只是他的这部《仁学》，亦足以使谭嗣同气贯长虹，名留青史。他在《仁学》中对东方封建专制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批判，这一批判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思想家。更重要的是，《仁学》与谭嗣同之死交相辉映，构筑着一个伟大的人格象征，被中国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
《仁学》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这些话常被常人视为偏激甚至忤逆，但却恰是谭嗣同为生民改命的伟大胸怀，不是没人看得透，而是即使有人看得透也不敢说，或者是他们即使说说也不敢做，只有谭嗣同第一个为中国的封建专制敲响了警钟，神州大地从此在千年昏睡中开始觉醒。今天的新中国记住了谭嗣同，人民无限怀念谭嗣同，谭嗣同一百多年前的超人见识和胆魄，足以令无数今人汗颜蒙羞。
谭嗣同一生说的豪迈，行的悲壮，他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终结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来治乱循环的悲剧，为天下苍生求得一个自由、平等。他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慨，实为五千年来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无边暗夜的流星，在华夏的天宇里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光芒，引导和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为的热血儿郎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然而偏偏，我们的封建专制容不下这样的骄子，我们的国民也没有保护好这样的骄子。他必须以自己的被杀戮来证明自己的正义，宣扬自己的主张，这又是怎样悲哀和荒谬的现实啊！

我们且来看看他一些振聋发聩，摧人肺腑，扣人心弦的铮铮心语，滴血豪言：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招后起”。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虽千万人，我往矣”。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王船山说“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几点的能有几人？但谭嗣同无疑是其中最顶级的姣姣者。谭嗣同为国殉难后，康有为作诗作文怀念：
“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光莹；长虹亘白日，紫澜卷苍溟。”
“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
“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
我们再来敬读谭嗣同的墓碑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片石代表谭嗣同，群山则代表着后来的华夏儿女。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与光荣，这是人民之大幸，但也是清王朝统治者的奇耻大辱！
黄克强实干兴邦
黄兴（湖南善化）是辛亥革命时期最伟大的先驱和领袖之一，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海峡两岸重新重视黄兴的功业，有人甚至尊其为“国父”。但中华民族的“国父”只有一人，那当然是孙中山先生。若黄兴在天有灵，他也是决不允许国人称他为“国父”的，因为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最伟大的先行者，他的功勋和威望无人可以取代，而且，黄兴一生救国救民，功名于他来说本来就如敝履，似粪土。

有人说，孙中山重思想，黄兴重行动，孙中山是先行者，黄兴是实干家，孙中山是国父，黄兴是元勋。毫无疑问，生肖属狗的黄兴，确是辛亥革命元勋中最伟大的实干家，他一生亲自组织指挥并参加了无数的起义和战役战斗，在第一线出生入死好多次，只是因为上天有眼，硬是没让他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但上天又无眼，使他英年早逝。
黄兴崇高的威望一度盖过孙中山，二人曾数度出现政见分歧，甚至翻过脸，但人他却从未想过要对孙中山夺权取而代之，而是甘心居次，鼎力相助。他的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绝大多数民国元老乃至后人的敬重。黄兴之于孙中山，正如周恩来（生肖也属狗）之于毛泽东。
由于种种原因，革命党人多次“倒孙”，欲把黄兴推上总统或是总理的高位，黄兴都是极力抵制，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一般人都以为他仅仅是谦让，其实这正是黄兴见识高远之处。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和见识才能是一般犬儒难以理解的，当时只有黄兴等个别的民国元勋能真正读懂孙中山，他知道一个时代的到来，需要当之无愧的领袖，而这个领袖一定只能是孙中山。
当上总统后的袁世凯给黄兴封官授爵，派人将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与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其中还送了两匹英国的纯种宝马。黄兴除了留下两匹马以外，其它无论什么东西全部退回。原来，他留下这两匹马是随时准备打仗的，这一行为，与当年关云长骑走赤兔，枪挑战袍，拒收金银美女又有何异呢？
黄兴幼年时的思想受船山学说的影响很深，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学者，黄兴本人也中过秀才，幼年时即开始“字习东坡，文宗韩柳”，研习华夏旧学，饱读中国历史，故他的历史使命和革命意识在那个封建残存，共和初露的年代是注定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大放异彩的。
他后受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同情维新运动、认同变法主张。与很多的历史伟人和名人一样，黄兴走的也是一条秀才造反的曲折道路，同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思想也经历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过程。1904年，黄兴与陈天华、宋教仁等人秘密组织成立中国内地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1905年，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从此，黄兴与孙中山开始了终其一生的革命合作生涯。
黄兴曾说：“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黄兴逝世时，病在日本的蔡锷写下挽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孙中山挽：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
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章太炎挽：
无公乃无民国；
有史必有斯人。
冯自由说：“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
胡汉民评价：“黄兴是个标准的‘湖南骡子’，更隐藏了‘老子不信邪’的脾气。”
黄兴的诗词“苍凉不让陆渭南，雄健可比辛稼轩”，他的书法“笔力雄健遒劲，气魄宏大。”充分显示出他深厚的古学功底。他与孙中山同题挽刘道一的诗作，是辛亥革命诗史上的双璧。
宋教仁宪政之父
宋教仁（湖南桃源）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宪政之父”。他主持第一次改组国民党，是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1904年，偕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人共同成立华兴会。他在发扬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草拟资本主义宪政纲领、以议会方式反对袁世凯专制等方面创造过骄人业绩。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已得知日本正在密谋侵吞中国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并将以此作为占领整个中国的跳板。他装扮成日本人打入长白山会，在这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资料，还将长白山会制造的全部伪证拍照携归，随后又返日本，在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数月努力，宋教仁在缜密考证的基础上，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宋教仁在书中援引了大量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和公私记载，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论证“间岛”地区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的设官管辖之地，及时揭露日本的阴谋，阻止了日本企图侵吞中国东北的狼子野心。
1913年，宋教仁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与孙中山五权宪法产生严重分歧。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有人认为宋教仁是不愿看到孙任总统后大权独揽而坚持责任内阁制，但从当时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着防范袁世凯的实现家天下甚至称帝的野心。因为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拱手相让。宋教仁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而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行使总统命令，另一个原因是宋教仁还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
与孙中山等同时代人比较，宋教仁无疑是政党政治身体力行的第一人。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等等。
1954年，新中国在制定第一部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谈及宪政历史，对宋教仁有过贡献的《临时约法》作了充分肯定。他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因此，宋教仁开启中国近代民主宪政历史，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一次大胆的、有益的尝试，探索中、长大中的过错不是真正的过错，世人都已承认宋教仁重大的历史功绩。
有人评价辛亥革命是“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确实基本如此，湖南人在革命中付出的流血牺牲应该是最大的。正当国民党在中华民国国会大选中大获全胜时，宋教仁踌躇满志欲循欧洲“内阁制”改组国民党，之后不久即被杀手洪述祖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宋教仁去世后，当时的上流各界挽联无数。

孙中山挽两副：
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
五丈原，一抔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黄兴的挽联上联历数袁世凯罪恶，下联直指幕后真凶。但从现在各种权威的分析资料来看，真凶还真不一定是袁：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就是袁世凯！
章太炎的挽联则于痛惜中表达了对宋教仁无限的期望：
　　愿君代彗孛；
　　为我扫幽燕。

历史转折中的湖南人之谭嗣同、黄兴、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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