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与杨振宁同窗，却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选择隐姓埋名

1986年，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亲笔为一位老人题写挽诗：
“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老人的最后嘱托，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出身簪缨世家，在烽火年代里锤炼出一身本领
26岁舍弃丰厚待遇毅然回国
34岁临危受命隐姓埋名
临终前朋友不解他如此拼命，得到了什么报酬
他笑着伸出手指，缓缓地说“20元”
这位丈夫许国的国士，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一、

1924年的中国热闹非凡，在广州，37岁的蒋介石目光复杂的目送着身为国民党中执委委员的，刚刚31岁的毛泽东步入了国民党一大的会场。两个未来中国的领头人物在这里第一次相遇。

这一年初夏的北京，32岁的清华大学教师邓以蛰一脸兴奋地扬着手中的电报冲入办公室，激动地跟同事分享自己儿子降生的喜悦。作为安徽怀宁的簪缨世家，邓以蛰对儿子颇多期待，一番思索后，郑重地给儿子取名为“稼先”

《说文》之中记载，“稼，禾之秀实为稼”。邓以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根植于中华大地并且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一粟。此时的邓以蛰不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将会在未来给这个国家带来多么巨大的贡献。

1925年，刚刚8个月大的邓稼先随着母亲和姐姐，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与父亲团聚。在四九城中，邓稼先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除了自己那簪缨世家出身的底气，父亲邓以蛰本身在当时就是一个传奇。
曾担任过安徽教育长的父亲是中国当代美学的奠基人，家风文化的熏陶让邓稼先很早便展现了“神童”的天赋。

在5岁的邓稼先即将要上小学时，父亲郑重地把他叫到正堂前，告诉他那块写着“松风水月”的牌匾乃是崇祯皇帝的御笔，要求邓稼先要做到这四个字。父亲的教导深刻地印到了小邓稼先的脑海中。

1935年，11岁的邓稼先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崇德中学念书，在这里与自己的邻居，13岁的杨振宁结为好友。两位未来科学界的领头羊，就这样将自己的人生轨道汇聚到了一起。

可惜，美好的日子总是很短暂，当邓稼先还在书桌前奋笔疾书时，华北的上空早已阴云密布。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北平城内的各大高校紧急向南转移，可父亲邓以蛰却因身患肺病，身体虚弱，无奈只能留在北平城中养病。
日军占领北平后的暴行让邓稼先十分愤怒，他将一面日本膏药旗奋力撕烂，扔在地上狠狠踩了几脚。
一日，父亲的一位旧友来访，本来十分高兴的父亲在书房中招待友人。在院中踱步的邓稼先突然听到了父亲愤怒的咆哮“你给我滚出去”。

原来，这位友人投靠了伪政权，想要请邓以蛰出来做事，恼怒不已的邓以蛰当即与友人断交。父亲的拳拳爱国之心深深影响了邓稼先。但由于之前邓稼先踩日本国旗的事情，他在北平待不住了。

二、
1938年，担心儿子安全的邓以蛰安排14岁的邓稼先随姐姐南下。
临行前，深感文人无用的父亲说出了影响邓稼先一生的话，“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一路之上几经辗转到达昆明后，姐姐把他安排进四川江津读高三。
在江津的日子里，邓稼先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校舍被俯冲而下的日机炸毁，可地面上除了冲天的烈火，没有一枪一炮的抵抗。
这次的轰炸给了他极大的震撼，1941年，怀揣着救国心的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在这里，他和挚友杨振宁重逢了。
联大艰苦的条件没有打垮这个坚毅的少年，邓稼先刻苦学习知识，盼望着自己有报效国家的机会。

在昆明的日子里，邓稼先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与腐败。
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邓稼先从学校毕业，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反独裁斗争。

翌年，邓稼先返回北平，受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在北平任教的日子里，他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挚爱。

在一次课堂上，邓稼先注意到了一位文静漂亮的姑娘总是看着自己。总感觉姑娘有些眼熟的邓稼先疑惑不已，直到有一天，在北大当教授的姐夫郑华炽解开了他的疑惑。
原来，这个巧笑嫣然的姑娘名叫许鹿希，是郑华炽的同僚许德珩的女儿。
许德珩与父亲邓以蛰是多年好友，小时候邓稼先还曾去许家玩耍。可以说，许鹿希和邓稼先就是青梅竹马。在姐夫的介绍下，邓稼先与许鹿希逐渐开始交流，相互逐渐有了爱意。

1947年，邓稼先打听到了美国普渡大学核物理学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邓稼先把自己想要报考的打算告诉了许鹿希，许鹿希十分支持，并且还贴心地表示会照顾好邓稼先的家人。
顺利通过考试的邓稼先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开始攻读学位。由于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他便获得了博士学位。
面对着美国优渥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这位年仅26岁的“娃娃博士”毅然而然谢绝了导师和同学的挽留，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返回一穷二白的祖国对邓稼先的研究有什么帮助。可很快，邓稼先就会用实际，证明自己的选择。

三、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返回了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同事笑着问他从美国带了什么回来。
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回到祖国的邓稼先很快就投入了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对于自己的个人问题则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对自己这个小舅子十分满意的姐夫郑华炽便不断安排邓稼先和许鹿希相见，两个本就知根知底又相互爱慕的年轻人很快便有了结婚的打算。

1953年，在姐姐邓仲先和许鹿希的母亲劳君展的撮合下，邓稼先与许鹿希结婚了。
婚后两人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夫妻和睦又有可爱的孩子，邓稼先在事业上也更加努力。
就在生活平淡而幸福地向前时，一则紧急命令打破了生活的宁静。

1958年，当好友杨振宁在台湾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时，45岁的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将邓稼先叫到办公室里，一脸严肃地询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一项绝密工作。
邓稼先赶忙询问是什么工作，钱三强一脸神秘地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

于是，明白过来的邓稼先当即表示同意，可那晚回到家后，他思前想后，不知如何跟妻子开口。
邓稼先睡在床上不断地翻身，许鹿希奇怪地问：“你今天是怎么了？”邓稼先坐了起来，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我要调动工作。”

许鹿希连忙问到：“调去哪里？”邓稼先说：“按保密条例，这不能说。”许鹿希又问“那做什么工作总不用保密吧？”邓稼先苦笑着说：“不行，这也不能说。”许鹿希只能退而求其次：“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邓稼先仍然坚定地说：“没有号码，这工作是绝密，没办法通信。”

相濡以沫的许鹿希瞬间“秒懂”，丈夫肯定是从事保密工作，当即表示坚决支持。
不久后，邓稼先就��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邓稼先首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很快，许鹿希便体会到了丈夫工作的“肝”

四、
研制原子弹之初，邓稼先主持理论研究，由于离家较近，尚且能够时常回家。
但是在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完全凭人工计算的条件下，这批先驱者必须夜以继日地和时间赛跑，回家常常已经是后半夜了。
据邓稼先的学生胡思得院士回忆，那时候工作往往要到凌晨，而邓稼先回到夫妻俩在北京医学院的宿舍时，大门往往早都关了。
邓稼先只好先翻过铁丝网，再由胡思得等几个年轻学生把自行车从铁丝网上举过去。当邓稼先蹑手蹑脚地回到宿舍，开门迎来的往往是许鹿希担心的目光。
1959年6月，中苏交恶后，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的援助协议。本就进展缓慢的工作进一步雪上加霜，最终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
这一个日期，被中国人永远记在心里，成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1962年，邓稼先带领团队排除万难，成功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解决了中国原子弹的关键性难题。
1963年初春，原子弹的冷试验成功之后。邓稼先所在的九院要远迁到青海的金银滩。邓稼先接到通知后，急忙奔向北京大学的朗润园，向父母辞别。
38岁的邓稼先明白，这一去，很可能经年累月的就不再有机会回来了。邓稼先回到家，没有像往常一般带着妻子儿女，也没有像往日一般为父亲按摩，为母亲捶背。他强忍着泪水，用低沉的声音告诉父母，他要出一趟远门。
得知消息，母亲心疼地说“你就不能换个课题吗？”邓稼先只能安慰母亲“我早就改换研究题目了。只是因为工作太忙，不能常来陪妈妈和爸爸呀！”
在高原隔壁，邓稼先带领着一群年轻的学生，克服着物资匮乏的艰难，不断地把进度向前推进。
李觉将军称他是“娃娃头”，说他把欢乐带给了青年人，而青年人在他的带领下，把优异的科研成果奉献给了祖国。就是他们，在青海的金银滩上造出了原子弹试验模型。

当时，每逢有同事返回北京，许鹿希总会想办法让人给邓稼先带去一些东西。有时带过滤嘴的“大中华”，有时带酸三色糖块和油炒面。

艰苦条件下，邓稼常常把这些东西拿去分享。

五、

东西捎来，他跟基地的同事们抢着吃。开会时，人们喜欢在他的宿舍，这里有香烟有糖块。邓稼先到厂区，有人会直接到他兜里掏香烟。

邓稼先在基地里常有两身衣服，当时女儿在内蒙插队锻炼，新一点的衣服留着去看女儿时穿。平时穿的那身衣服破了，就让同事孟昭利找来医用的白胶布贴上。

有一次，介绍有关氢弹研制的情况，结束后，程开甲的妻子看到邓稼先衣服上贴着白条，就问孟昭利：“小孟，老邓身上贴的什么？”孟昭利好像找到了救星“大姐，你快帮帮忙！我不会缝衣服，只能用胶布贴上。”

有一天，邓稼先神秘地对高潮说：“老高，我刚发现了一个问题。”高潮看着这个“孩子王”笑呵呵地问“什么问题？”邓稼先像是发现宝贝的孩子一般“煮面条是水开了才放面条啊！”高潮奇怪的说“对呀。”邓稼先嘿嘿笑着“以前，我是把面条和水一起煮，都煮成糊了。”
邓稼先的工作伴随着危险。一次，在特种车间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就是把极纯的放射性极强的部件毛坯切削成要求的形状。
既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不能有半星火花，也不能出丝毫差错。李觉和邓稼先同时站在工人的身后。工人心里踏实了，全神贯注。

李觉将军年长体弱，半夜时分，心脏病发作，不能相伴到底。邓稼先却一直坚持站在工人师傅身后，工人换班他不走，直到第二天早上拿到合格产品。

时间来到1964年，邓稼先最后签字确定了原子弹的设计方案。随后，生产出来的样弹被送往了罗布泊。

当时，一张“母病危”的电报当时没有交给邓稼先，因为核试验马上就要开始。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邓稼先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等邓稼先从现场返回后，电报送到了他手上。一辆北京212已经停在门口，带着心急如焚的邓稼先风驰电掣的冲到机场，直飞北京。当走进母亲的病房，看到床旁放着一张《人民日报》的号外。

原子弹爆炸后的某一天，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严济慈来到好友许德珩家中做客，许德珩拿着一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对严济慈说：“谁有本事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

严济慈回答：“你去问问你的女婿！”在两人的哈哈大笑声中，许鹿希才隐隐证明了自己的猜测：丈夫应该是去搞原子弹了。原子弹成功后不久，邓稼先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这时，许鹿希既骄傲，又担心。

六、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中国两弹成功的消息犹如一声惊雷，震撼了整个世界。随即，质疑声也出现了。邓稼先的好友杨振宁就曾经问过他，在周总理的安排下，1971年，两位老友在北京重逢了。
望着疾病缠身的邓稼先，杨振宁心酸不已，他问邓稼先“你造原子弹和氢弹，国家给了你多少钱？”
听到这个问题，邓稼先笑了，他乐呵呵地对着杨振宁说“原子弹一次奖励10元，氢弹一次奖励10元”

1979年的一次航投实验中，从高空中投掷的原子弹意外没有爆炸，而是坠地被摔裂。清楚核泄漏危险的邓稼先命令所有人退后，自己不顾学生们的劝阻，跳上一辆军用吉普车，只身冲入了茫茫戈壁中的坠毁现场。

核弹的碎片散落在地面，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为了找到原因，邓稼先不顾危险地俯身捡起了一块弹片。瞬间，反应过来的他急忙把弹片扔到地上。作为核物理学家，邓稼先清楚地知道钚和铀的放射毒性。

邓稼先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基地，见到领导后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说完，邓稼先一头栽倒了下去。许鹿希后来在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家里发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邓稼先一直没带回过家里。照片里，邓稼先和赵敬璞穿着防护服，一起合影。

这张照片，就是邓稼先检查完破裂的航投弹后拍摄的。许鹿希知道，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但他破例主动要求拍一张照，很可能是知道这次经历将会对他之后的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

几天后，邓稼先被基地强制休假回到北京住院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

妻子带着他拜访一些知名医学专家，他们惊讶地问，如何使得邓稼先的身体状况坏到极点？妻子无言以对。检查完毕，邓稼先便准备收拾东西返回基地。

许鹿希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老邓，你想干什么，哪都不许去，你就在家养病。”邓稼先勉强挤出一抹微笑，拍了拍妻子的肩膀“没事，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还得赶紧赶回去，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同志们也都在等着我呢”

许鹿希气得跺着脚冲他嚷：“你一定不能去了，一定得回来。”“回来我做什么？”邓稼先侧着头笑着说。“你就做你的学部委员。”“要是不发给我工资呢？”“没有关系，一分钱不挣我养你，我的工资高。”

此时的邓稼先明白，自己可能活不了几年了。

常年坚持在一线，邓稼先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85年，示人九院院长的邓稼先回到北京向张爱萍将军汇报工作。看着脸色苍白的邓稼先，张爱萍将军当即便命令他停下工作休养一阵子。

可邓稼先只是表示工作离不开自己，准备汇报完便返回罗布泊基地。张爱萍将军一把拦住他，亲自拨通了北京301医院的电话。在将军的命令下，警卫员几乎是架着邓稼先到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详细检查完，生气地问邓稼先：“你早干什么了？家属来了没有？”邓稼先笑着说“我请两个小时假来看病，只有警卫员来了。”。说罢还让医生给他保密，自己还有工作要做。医生断然拒绝，“你今天不能走了。”

随后，医生拨通了张爱萍将军的电话。
在得知自己确诊罹患直肠癌后，邓稼先无力地倒在病床上，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邓稼先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快用完了。

七、
不久后，邓稼先进行了直肠癌手术。张爱萍将军在手术室门口足足等了5个小时，直到手术结束。手术室大门打开，医生神情复杂地把从邓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端了出来。
身为医学教授的许鹿希用手按了按，明白已经到了晚期。

尽管已经病痛缠身，邓稼先依旧没有放下工作。
1986年快过春节的时候，他约一位来京开会的同志到家中谈工作，这位同志下了公交车，竟发现老邓从另一个车门也下来了。他是刚从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腰间还别着一个引流袋。
1986年3月，邓稼先的癌细胞转移加快，身上越发疼痛剧烈，他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
当时国际上对核武器的限制愈发紧张，邓稼先心急如焚，和核物理学家于敏准备一道起草《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建议国家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

为了这份建议书，邓稼先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一度病房变成了会议室。
由于身体虚弱，他只能坐在救生圈式的橡皮垫上，伏案修改，最终完成了这本建议书。邓稼先让妻子许鹿希把这份自己和于敏共同签名的建议书亲自送到九院领导手中。
妻子临出门前，邓稼先叫住她：“希希，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不久之后，邓稼先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
老友卢登贵来看他，他流着泪说：“老卢，我回不去了！”卢登贵大惊失色，连忙安慰道：“不会的。出了院咱们不干活了，好好玩！”

邓稼先苦笑了一声，努力地翻过身子，“你看，我打止疼针都打成蜂窝了。”他握着卢登贵的手，放声哭着：“我死了以后，你要围着我转一圈。”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最后的日子里，邓稼先对妻子满怀愧疚地说：“苦了你了！”许久，他又平静地说：“我死而无憾！”
1986年7月29日，许鹿希悲痛地握着邓稼先的双手，喃喃地哭道：“他的血流尽了。”
这一天，一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终身的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从1958年至1986年，28年间，我国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其中有15次是邓稼先指挥的，全部成功。在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邓稼先总是身先士卒。

他的挚友杨振宁在《邓稼先传》中说道：“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历史的天空会永远镌刻下这个名字！请记住，他叫邓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