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现海：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疆域模式的比较分析

文明体作为族群聚合之单位，先天地具有开拓生存空间的内在驱动。因此，所谓扩张取向，便不因文化特质而有所不同，只是在地理环境与文化观念影响之下，在扩张特征上有所差别而已。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依托各自地理环境，发展出不同类型之政治制度，凝聚出不同内涵之文化观念，最终积淀而整合为完整之文明体系，稳定地对文明内部进程与外部地缘环境发生能动作用。相应，在疆域观念上亦是如此。不同文明在疆域观念上各有不同，大体而言，从西至东，以西欧、阿拉伯、俄罗斯与中国四种文明的疆域模式对欧亚，乃至世界地缘政治影响最大。虽然这四种文明边疆拓展动力皆由诸多因素组成，但相对而言，各自又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鲜明特征。本文即在对比欧亚大陆四种主体文明疆域模式基础之上，揭示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

一中国古代的“有限扩张主义”及其历史根源

西欧由于地形破碎之缘故，不易形成统一局面，长期以来小国接壤而邻，由于生存空间狭小，故而相互之间战争不断。在这一地缘背景下，西欧国家自古以来，便不断尝试以地中海为跳板，向亚、非两洲进发，或通过和平方式，开展商业贸易；或通过战争方式，掠夺资源，以开拓生存空间，并支援宗主国，从而树立在欧洲之统治地位。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欧更以在全世界实行殖民主义，传播基督教，建立世界霸权为目标。相应，西欧疆域扩张实针对整个世界，尤其注重壮大自身经济力量。或者说，西欧疆域模式最为体现经济驱动之特征。

阿拉伯文明产生于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之阿拉伯半岛，一方面通过开展商业贸易，从海外获取经济财富；另一方面，崇尚严格的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主张通过战争方式，将教义传播于全世界。因此，自公元6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不断向四面扩张，其核心动力相对其他文明而言，宗教色彩最为浓厚。或者说，伊斯兰教疆域模式最为体现宗教驱动之特征。

俄罗斯是近代几大文明体系中，核心地带唯一处于内陆亚洲者，由于气候寒冷、降雨量少，以草原、森林为主要地貌的俄罗斯文明，虽然以农业为主，但生产率却得不到保障，从而在广阔的俄罗斯平原上，不断扩张，以掠夺资源，打通与外界经济交往的地理通道。俄罗斯在蒙古帝国瓦解后，继承蒙古帝国在政治、军事领域中的威权制度，迅速崛起，利用突厥势力衰落之契机，疯狂地从一个小公国，将势力在整个欧亚内陆扩张开来，从而建立了当今世界最大的陆地边疆。这种崇尚武力、战争的边疆开拓模式，使俄罗斯疆域迅速扩大的同时，也使内部难以相应完成快速整合，内部矛盾不断的结果，是苏联的最终瓦解。或者说，俄罗斯文明疆域模式最为体现战争驱动之特征。

以上三种文明疆域模式虽在历史内涵、驱动因素上存在差别，但其共同面临的地缘政治却非常相似，即都身处最为原始的区域国际秩序——“丛林秩序”之中。地球在形成之后，不断衍生出不同形态的物种。不同物种之间借助食物链模式，维持着地球的生态平衡。这也是地球上最为原始的生态秩序。食物链生态秩序核心特征即是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合生存。正是在这种最为原始与基本的生存逻辑下，不同物种之间展开竞争，不断推动着生物进化，乃至最后人类社会的产生。对此，科学界将之概括为“丛林法则”。人类走出丛林后，虽然走向了草原，但生存逻辑，无论群体内部，还是群体之间，都仍然遵循着来自丛林的法则，不断展开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斗争。丛林法则是人类社会在产生之初，仍然延续人的动物性及其生存逻辑的一种体现。相应，伴随人类社会逐渐发展，丛林法则作为内在地根植于作为动物的人类之中的一个生命意识，一方面在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斗争规模、形式与影响等方面，都不断得到发展，将人类社会自我毁灭的潜在逐渐演变化无比接近现实，两次世界大战与近年来国际社会的不断擦枪走火，都是典型体现；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在长期斗争中，不断衡量斗争成本与最后收益之间的平衡，从而越来越趋向于采取合作的态势，从而发展出容忍、节制等后天社会属性，这一社会属性不仅体现于个人之间，同样体现于群体之间社会契约，乃至国际契约的建立与推广。

以上三种文明中，西欧、阿拉伯文明都处于地理空间局促、生态环境不足的地带，为争取有限的资源，两大文明内部、之间长期处于激烈竞争之中，是丛林秩序的典型地带。为了保证生存，并消灭敌人，两大文明内部、之间在内部挖掘已经臻于极限的前提下，只有不断向外扩张，利用外来资源补充、壮大自己。俄罗斯文明虽然远离西欧、阿拉伯半岛竞争的白热地带，但由于农业生存较为原始，因此长期没有统一，内部不同政权之间也形成了丛林秩序。蒙古入侵前后，俄罗斯才逐渐统一起来，鉴于只有不断扩张，掠夺边疆资源、开展经济交流，才能维持庞大政权的存在，于是也不断向外拓展疆域。

可见，在地理环境决定之下，以上三种文明处于丛林秩序之下，为壮大实力，于是不断开拓边疆、发展商业，以维持自身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属于“发散型文明”。在这种历史格局下，以上三种文明腹地与边疆，或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基本是一种单向的历史关系，即腹地、宗主国掠夺、获利于边疆、殖民地。但之所以称“基本是一种单向的历史关系”，是因为这一历史关系衍生出另一连带性的反向关系，即腹地、宗主国为保证掠夺、获利，在边疆、殖民地委派代理人，乃至推广腹地、宗主国的制度形式，甚至传播腹地、宗主国的文化精神，因此导致边疆、殖民地呈现二分现象，一种类型的边疆、殖民地由于缺乏合适的地理环境、优越的经济条件，从而被严重掠夺人口或资源，二者逐渐呈现此消彼长的历史态势，如近代的非洲；而另一种类型的边疆、殖民地则由于具有较为合适的地理环境、优越的经济条件，从而呈现腹地、宗主国全方面复制，二者逐渐同质一体的历史格局，如近代的美洲。无论是此消彼长，还是同质一体，都源于壮大腹地、宗主国的经济需求。或者说，以上三种文明疆域模式的历史驱动，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驱动。由于对外扩张拥有的都是好处，因此以上三种文明将不断扩张、扩张，再扩张的外向扩张政策，视为文明立足与发展的基础之一。如果对以上论述加以综合的话，可以将以上三种文明归纳为“经济驱动的外向无限扩张主义”。

与以上文明不同，中国从整体上而言，呈现了“有节制的扩张”或“有限扩张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从地理空间而言，中国文明不似以上三种文明无节制地向外扩张，而主要是围绕平原地带，向四周渗透，对于海洋空间，鉴于其与农业文明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因此从官方层面一直加以摒弃。从开拓方式而言，也不只利用战争方式，还利用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而且比较崇尚运用和平交往的方式，这自然也与中国文明崇尚人文主义、对战争充满警惕的所谓“兵者不祥”思想有关。最后，从扩张目的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消除四周，尤其西、北游牧民族的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而非单纯的疆域扩张。因此，中国文明属于“内聚型文明”。

这一疆域模式同样根源于中国地理环境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方式。与以上三种文明不同，中国文明中心地带是平坦而富饶的平原，为中国先民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便显得不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交流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基本限于农业动力。而反观四周地带，与以上三种文明四周地带是资源聚集地不同，中国四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不仅不便于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而且四裔民族利用这一险恶地理，形成了对中原政权的一定抗拒，西、北民族甚至长期掌握了相对于中原王朝的骑兵优势。相应，中原王朝对于四裔边疆的扩张，一方面由于缺乏边疆经济的有力支持，有坐吃山空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也容易陷入边疆险恶地理甚至军事优势的陷阱，从而在财政、军事两个方面，造成对政权的严重冲击。况且农业经济对于气候、人口依赖较为严重，如果遭遇自然灾害、大规模征兵，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冲击，从而形成社会动荡、政权不稳。在这种历史状态下，中原王朝进行扩张时，势必首先在政权稳定与边疆开拓之间寻找平衡点，以不损害政权稳定为前提，进行适度的边疆开拓。因此，中原王朝的疆界形成，实际止于政权稳定与边疆开拓长期平衡下的临界点。这一临界点表面来看处于明显不适合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生态临界点，其实深层来看处于中原王朝财政危机爆发的临界点。或者说，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边疆治理上，存在着一定局限性。

二中国古代的“差序疆域”观念与“中华亚洲秩序”的形成

但与政治能力有限性形成对比的是，东亚地区广阔而相对平坦的地形特征，却导致中国古代形成以中国为中心，没有边界的“天下”秩序。现实与文化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如何解决呢？军事手段既然存在制约，那么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手段加以弥补。这便是通过政治交往、文化传播，与军力无法直接控制的地区，形成一定的政治联盟，通过经济补助的方式，获得政治宗主的地位。具体而言，便是在直接统治区施行郡县制度，在无法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而在更为遥远的地区实行藩属制度，从而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均质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观念。而即使通过多种方式，仍无法达成一定关系的边缘及其以外地区之政权，则会被天下秩序选择性地忽略。

所谓“羁縻”，是将边疆政权从形式上纳入国家体制中来，一般不干涉其制度形式、内部人事更替与社会风俗，实行间接统治，也就是所谓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改其宜”。[1]中央政权与羁縻政权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中央政权担负有保护羁縻政权的职责，羁縻政权具有承担赋役、应征出兵的职责。[2]羁縻统治区以外是藩属统治区，与中央的关系更为松散，中央政权与藩属政权之间只是名义上的君臣关系，二者之间仅依靠数年一次的朝贡加以维系。[3]可见，差序疆域在地缘政治上呈现从中心到边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层面，政治关系由紧到疏、控制力由强至弱的差序格局。“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4]“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5]

比如明朝便是如此。明朝大体继承了元朝直接控制区，为管理广阔疆域，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汉人地区，设置郡县，直接控制；在北方边疆，设置军镇，实行军事化管理；在西南边疆，遍设土司，实行羁縻统治；而在朝鲜半岛、蒙古高原、西域、东南亚，则实行藩属制度，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地缘差序与区域分治特征。而为贯彻政令、管理地方修建的驿站，覆盖了直接控制区与羁縻区。《明史》先叙明国之事，继之以“土司传”、“外国传”，反映出中国在传统社会晚期，仍维持着中华亚洲秩序的差序格局。而明朝在朝贡贸易中，也通过设定不同待遇，以排定不同羁縻部落、藩属国的不同地位，从而不断形塑其与明朝的关系。比如万历时期，明朝在与兀良哈三卫、女真、西番（“回夷”）、“北虏”的朝贡贸易中，便通过制定不同的次数、人数、地点、赏赐规格，表彰拥护明朝者，批评叛附不常者，从而调整与维护周边族群与明朝的政治关联，加强对于边疆地区的政治统治。[6]

那么，除却文化的想象，直接控制区之外的羁縻区、藩属区，即“五服”中的“要服”、“荒服”，[7]是否属于王朝疆域呢？南宋范成大在《志蛮》中如此表达。“今郡县之外，羁縻州峒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8]即羁縻区属于疆域之内，之外则属于“化外”，即疆域之外。也正因此之故，明初四川播州夷民归附之后，明朝虽实行羁縻统治，却将之视为处于版图之内。洪武七年（1374）三月，中书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为始，每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以为军需。”[9]

但另一方面，虽然朱元璋也认为播州隶属于版图之内，不过仍将之与内地加以区别，并未命其如同内地一样，承担赋役。“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图，供贡赋，但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君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税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10]可见，羁縻统治区与直接统治区在国家定位中，仍有相当不同。二者不仅政治制度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赋役制度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在古代世界，疆域的意义主要并非土地本身，而是生存于其上的民众，以及其所承担的赋税、兵役；如果能够承担赋役，才会获得重视。这与现代疆域观念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将每一寸土地，无论其生态环境如何，都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观念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在中国古代，又有在严格意义上，将羁縻区与直接统治区相区别，不将羁縻区视作国家版图者。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播州之役进行之初，为笼络播州周边土司，明朝放缓“改土归流”的步伐，认为土司与州县在国家疆域的意义上，性质一致。明神宗诏称：“土司自我朝开设以来，因俗而治，世效职贡，上下相安，何必改土为流，方是朝廷疆宇？”[11]但从这种反问的语气来看，当时人有以土司不属国家疆域，只有设置流官、直接控制的州县，才属国家疆域的观念。实际上，明人在一定程度上将仅设置军事机构，不设民政机构的边疆地区，鉴于其不承担与内地州县一样的赋役，而认为其属于化外。景泰时期，“贵州苗反，久未平。何文渊请罢藩、臬二司，专设都司，以一大将镇之。于少保谦不可，曰：‘若不设二司是夷之也，何以通滇僰道？且无故弃祖宗疆内地，不祥。’遂寝。”[12]（更改）果然，在播州之役后，朝廷在播州改土归流，认为从此播州属于明朝，而邻近土司仍保持原貌，被划于疆域之外，双方有正式边界。万历二十九年（1601），兵部奏“正疆域”。

播左连水西，右通永宁，地址虽若犬牙，彼此原有疆界。但夷性犬羊，互相雄长，侵剋无常。既改土为流，当清疆界，永杜争端。原系播州者，归我版图；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永为遵守。[13]

万历三十二年（1604），明朝在议平播之功时，也称：“平播一功，开疆展土，奇勋懋绩”。[14]

可见，在中国古代差序疆域观念下，直接控制的郡县地带属于正式国家疆域，而间接控制的羁縻区，则处于疆域的模糊地带，存有争议。至于藩属国，则不属于国家正式疆域，与正式疆域之间更是同样存在边界。不过中国古代不断进行的边疆开拓，逐渐将羁縻区，甚至部分藩属区明确纳入国家疆域。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一进程在前近代时期十分缓慢，中国古代疆域格局从而呈现不断扩大的、动态的“差序疆域”。一部中国史，便是在“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下，差序疆域格局内部不断整合，转变为“均质疆域”，而外部不断向外延伸与扩展的历史。正是在一波一波的边疆内地化浪潮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逐渐形成。“古之戎狄，今为中国。”[15]

在这种区域国际秩序观念下，亚洲尤其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国际秩序，即“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的差序格局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经济驱动的外向无限扩张主义”明显不同。首先，中华亚洲秩序的建立不是以经济驱动为主导，而是以政治驱动为主导，中原王朝的对外扩张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而是为了实现“天下”秩序的政治统一。因此，中华亚洲秩序是一种“政治驱动的扩张主义”。其次，中华亚洲秩序的建立不是为了主宰亚洲国际秩序，而是为了维护中国地缘和平。正如上文所述，中国腹地经济明显优越于周边地区，中国强力控制周边地区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积极对周边施加影响，一方面是为实现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为保持周边地区的稳定，防范或抵御周边具有威胁势力的产生与壮大，从而保证中国边缘地带的和平，以维护政权的稳定。可见，与以上三种文明对外扩张是一种外向掠夺式的发散不同，中华亚洲秩序是一种瞄向中原王朝政权稳固的内聚或内敛。因此，中华亚洲秩序并不像以上三种文明强调经济掠夺或同质一体，而是强调差异共存、相安无事。在腹地与边疆的关系上，也并非是一种单向关系，而是中国对边疆乃至藩属国保持政治权利的同时，担负兴灭继绝的政治义务；边疆乃至藩属国在保持政治臣属的同时，不断获得中国的优惠经济贸易。总之，双方并不强求同质一体，而是和而不同。因此，中华亚洲秩序是一种“内向扩张主义”。最后，虽然都是扩张主义，但以上三种文明是一种无限扩张主义，只要有利可图，便一直向外扩张，这一传统一旦形成，即使一时无利可图，也积极控制，比如英国进入西藏，俄罗斯进入西伯利亚，都是如此。这种无限扩张主义虽然导致战争不断，但却更为积极与主动地打开了世界一体化的历史局面，促进了近代世界的产生。与之不同，中华亚洲秩序的是一种有限扩张主义，虽然有利于亚洲尤其东亚的国际秩序和平，但对于推动全球化格局之形成，却显得缺乏动力。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将中华亚洲秩序概括为“政治驱动的内向有限扩张主义”。

三中国古代的地缘环境与扩张阻力

那么，为何中国疆域模式呈现了与其他欧亚大陆主体文明不同的疆域模式呢？这首先源于古代亚洲，尤其东亚区域国际秩序，长期处于中国一家独大的不平衡状态，而非以上三种文明的均衡状态，相应造成区域国际秩序超越“丛林秩序”，走向更高阶段的“和谐秩序”。亚洲大陆尤其东亚大陆上，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长期保持了最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其他文明都处于受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辐射范围之下，因此中国长期缺乏真正的有力竞争者，相应在建立中华亚洲秩序时，考虑重心不是消灭掉其他政权，而是保持亚洲国际秩序的稳定，以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从而竭力构建和而不同的和谐国际秩序，可称之为“和谐秩序”。和谐秩序相对于丛林秩序，是更高一级的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在在经历了无序竞争的极大破坏之后，在处理族群关系时，倾向于强调有序与共存。如果与自然界加以比附，丛林秩序相当于一群还未形成团体的动物，为了争夺领导地位而混战厮杀；而和谐秩序则是在首领经过长期厮杀之后，终于产生出来，开始带领大家彼此合作。中华亚洲秩序的和谐秩序并非自然形成，同样也是在经历了均衡态势的长期战争后，进一步上升优化而形成。具体而言，便是中国在先秦时期，经历了部落、酋邦、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频繁战争之后，逐渐形成了“大一统”政治观念与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从而开启了中国强势崛起并主导亚洲国际秩序的历史大门。和谐秩序虽优于丛林秩序，但不能因此而称中国文明明显优于其他三种文明，而应该了解这一差异来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即西欧、阿拉伯、俄罗斯所处较为恶劣的地理环境促使周边地区一直保持均衡态势，而中国所处较为优越的地理环境却使中国得以率先进入一个更为高级的阶段。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文明确实呈现了早熟的特征，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话语也不无道理。

其次，中国虽然在亚洲长期一家独大，但内部却长期处于南北对峙态势，结构性内耗制约了中国在亚洲地区扩张的步伐，从而使中国长期无法实质性统一亚洲，而只能维持差序疆域格局。所谓中国的长期南北对峙，是南部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汉族文明与北部建立在牧业经济基础上的北族文明的长期对峙。这种分立态势之形成，源于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在中国北部亚洲内陆与北方平原接壤地带，自东而西大体并列分布着两大山系，“外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大兴安岭、阴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内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小兴安岭、长白山脉、太行山脉、六盘山、贺兰山脉、祁连山脉、阿尔金山、昆仑山脉。两大山系不仅将中国北部边疆分割成为三大地理空间，由北至南依次为典型亚洲内陆、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内新月平原地带；而且由于先后阻隔太平洋暖湿气流之北进，从而导致三大地理空间形成不同气候特征，即分属干旱气候、半干旱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受到地形与气候条件影响，三大地理空间经济方式与政治组织亦呈现截然不同之面貌。在典型亚洲内陆干旱气候条件下，北方民族发展出单一游牧经济；在内新月平原地带温带季风气候下，华夏民族与汉民族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除地方政权之外，中国古代王朝政权，基本皆分布于这两大地带。其中外山系阴山（包括狼山、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大马群山）以北、内山系太行山（包括支脉燕山）以南之地，分属典型亚洲内陆东部、内新月平原地带之中心地带，尤其是王朝政权集中分布之地，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之王朝政权皆分布于此，也即中国古代历史变迁之主线索便存在于这一地区，可将这两大地带视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

而在内陆平原过渡地带，由于地形、气候呈现出非典型与过渡性之特点，故而虽然具备发展游牧、农业之条件，但又非普遍推广地带。因此之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内陆平原过渡地带便成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过渡并存、汉民族与北方民族争夺拉锯之缓冲地带，山河交错之地尤成为经济生机蓬勃、又潜藏军事危机的地区，也相应是汉民族（华夏民族）进占农耕地带、防御北方民族的历代长城分布地区；不仅如此，汉民族北上亚洲内陆时，亦可以借助当地农牧经济，不仅有利于获得给养，而且亦可发展骑兵，为与北方民族一决高下提供了战术基础。[16]反之，北方民族南下北方平原之时，不仅人马可以获得给养，而且农业经济亦可补充游牧经济单一匮乏之不足，有利于北方民族在中国北疆建立较为长久之统治。汉化之北魏政权在讨论经略边疆时，以征讨北部柔然为先，其中便有获利阴山之考虑。[17]唐诗人王建作《凉州行》，张籍作《陇头》，司空图作《河湟有感》皆记载了安史之乱后，吐蕃东进河西走廊带来的农牧涵化情形。[18]

由此可见，内陆平原过渡地带是中原王朝、北方民族争夺之“核心边疆”，占据了在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主动，驱逐对方或夺取政权。“云朔以北，沙漠以南，为华夷交界，从古战争之地。……西北边防较别处尤重，此间属南北管钥，中外强弱之势，即以其地之属南、属北定之。”[19]从中原王朝角度而言，秦汉、隋唐、明朝夺取核心边疆，皆为进取漠北、驱逐北族奠定了基础。从北方民族而言，夺取了核心边疆，便建立了对中原王朝的军事优势，比如匈奴、突厥；甚至进一步转化为政治优势，得以统治黄河流域，乃至全中国，比如北魏、辽、金、元皆是如此。反之，失去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被动，被驱回本部或失去政权。从北方民族视角而言，比如“（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产禽兽。汉时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后武帝夺其地，匈奴入寇无所隐蔽，过此未尝不哭。”[20]再如祁连山“水草茂美，山中冬温夏凉，宜牧牛羊”，“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匈奴被逐出此山，从而有“亡我祁连山，使我六蓄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21]之悲歌。匈奴亦随之由盛转衰、西走中亚。从中原王朝角度而言，比如中唐即“安史之乱”以后，汉民族丧失了对核心边疆之实际控制，至五代、两宋更正式失之异域，从而呈现先后受到沙陀、契丹、女真、蒙古压制之历史格局。蒙古灭金进程中关键的一步，也是夺取了核心边疆。[22]

可见，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权得核心边疆者得天下，失核心边疆者失天下。中国古代南北政权对河西走廊或山后地区的充分重视，已充分显示了核心边疆在中国古代历史变迁中的这一主体作用。相应，对核心边疆与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关系进行整体考察，便系从地理的角度，构建中国古代历史解释模式的尝试。考虑到地理相对于历史，是客观而更为根本的存在，这一解释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时段、整体性、结构性特征，具有十分明显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将“核心边疆”所指地带，概括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或“长城边疆”，并提出“边疆形态”理论，即出身于长城边疆的混合族群，多次建立了统一长城南北的大型帝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这类政权又被称作“游牧人王朝”、“边境王朝”。[23]其实揆诸实际，汉、唐、元、清等统一长城南北的政权的建立者，并非多数来自核心边疆的混合地带，而仍是来自于农业平原与亚洲内陆的典型地带，只是分别进入核心边疆之后，利用当地独特的地缘形势，才建立了疆域辽阔、民族多样的大型帝国。因此，是地理而不是族群，赋予核心边疆在中国历史中特殊地位。

中原王朝边疆扩张到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之后，遭遇了来自北方民族的阻挡，好像撞到了“边疆墙”，一度，甚至在近世时期长期呈现“边疆逆流”现象。汉族（华夏）政权、四裔政权，在不断互动之中，虽然整体呈现出边疆不断外拓之格局，但面对汉族（华夏）政权的不断压力，四边民族也不断团聚，以对抗势力逐渐壮大的汉族（华夏）政权。不仅如此，汉族（华夏）政权内部也不断出现内争格局，失败者往往逃至四边，与四边民族相结合。所谓徐福东渡、箕子入朝，虽然都是传说，但确实反应了华人不断进入四边之历史脉络。这两条脉络相合，促使四裔政权也不断整合、壮大，甚至出现势力超过汉族（华夏）政权的局面，从而进入中原，乃至问鼎正统，甚至统一中国。这在北方民族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不断对中原政权构成威胁，如西周末年便有犬戎进抵镐京、西汉白登之围、中古“五胡乱华”、唐代“安史之乱”。以上诸事件都是边疆呈现逆流，向内压迫，汉族遭遇边疆墙的阻挡，而头破血流的标志性事件。

作为与汉族文明不同的异质文明，北族政权在内压中原王朝之时，是否表现出别样的疆域观念呢？一方面确实如此，之所以称中国古代文明“整体上”是“有限扩张主义”，中国古代疆域观念“整体上”是“差序疆域”，便在于中国历史内部同样存在一定的异质因素，具有生成其他历史取向的潜质与可能。但另一方面，这一脉络最终在整体上被融合于中国古代差序疆域的边疆主流模式之中。

由于匈奴与西胡系突厥、回纥皆起源于草原西部，距离汉地农业地带较远，因此对于吸收汉族文明，进行政治统治，并不具备太大的兴趣，仅将汉族地区视为人口、财物掠夺的对象，但对于广袤的内亚草原，却具有很强的征服欲，因此而建立起以内陆亚洲为主体，并对农牧业过渡地带有所控制的，疆域庞大的游牧行国。在中原王朝势力弱小之时，匈奴、突厥、回纥对中原汉地形成压制之势，依靠朝贡贸易、战争掠夺等方式，维持庞大行国的存在。而当中原王朝强大之时，则改而西进中亚，甚至东欧。因此，虽然在中国古代，游牧行国对中原王朝构成了巨大军事压力，但由于经济方式过于单一，时常在天灾与内讧的冲击下，以及在汉族政权的进攻下，而很快瓦解，呈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暴风骤雨式特征。虽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具有直接而明显之巨大影响，但却仅停留于物理层面的碰撞，而未与汉族文明发生化学反应，从而成为再造中华文明的基本因子。其历史角色基本停留于内陆亚洲的历史定位，而未成为跨越内陆亚洲、新月平原的整合者，从而一直限于游牧行国的政权性质。其疆域模式虽然是中国古代另一种疆域模式，即“外向扩张主义”，但却未进入并塑造中国主流疆域模式。

与之不同，东胡系民族鲜卑、契丹、蒙古、女真却由于起源地生态多样、靠近农业的缘故，具有接纳农业地带、整合不同文明的政治观念，从而进一步提升为农牧国家甚至统一王朝。四个民族由于起源地、经济方式、时代背景存在的细微差别，导致在接受汉化程度上，又有不小差别。

辽朝虽具有向华北汉地进一步蚕食的历史条件，但可能延续了游牧民族与唐朝相处的传统，习于接受经济补助，而缺乏取代中原王朝的政治魄力，从而在南下幅度与国家制度上，呈现长期止步不前的历史停滞。相对于北魏、辽、金、清，蒙古起源更靠近草原腹地，因此蒙古帝国最初以征服欧亚大陆，建立世界帝国为志向。经历多番皇位争夺之后，蒙古帝国呈现分裂之势，其宗主国元朝由于开创者忽必烈统治基础的相当部分在于汉地，于是呈现内亚、汉并重的地缘政治格局。相应，辽朝、元朝对于汉族文明的吸收与制度借鉴，都处于较为有限的规模。相应在疆域观念上，也仍保持很强的内亚特征，而距汉族王朝的差序疆域观念较远，仍然属于中国古代“外向扩张主义”疆域模式脉络。

与之不同，北魏、金朝、清朝三个政权却逐渐在中原汉族文明的影响下，逐渐接受差序疆域的观念，逐渐自视为中华，而以地理空间更为遥远、军事力量更为彪悍的游牧民族为“夷狄”，比如北魏之视柔然，金朝之视蒙古。如果说以上两个王朝只是实现了立场、视角的换位的话，那么清朝则实现了差序疆域观念的空前扩展与整合。清朝一方面积极进行疆域扩张，实现了对满族、蒙古、汉族、藏族以及南方民族地区的军事征服与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在治国理念上，接受了汉族文明强调内政之观念，从而在历史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延续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重视腹地农业文明、轻视东亚海洋文明的历史传统，仍将东亚、东南亚置于藩属序列，而未直接征服。并在中外交流逐渐加强、发达之情况下，将更多、更为遥远的已知文明，划入新的差序边疆格局之中，也直接奠定了当代中国疆域格局的基本面貌。或者说，清朝在继承中国古代汉族政权、北族政权疆域观念的基础上，在充分开拓、奠定大一统、多民族疆域格局前提下，以汉族文明疆域观念为主体，辅之以北方民族疆域观念，[24]从而建立起高度发达、内涵丰富的疆域观念体系，在广大疆域空间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差序疆域格局，反映了中国古代疆域观念与实践的最终成就。

四中国古代的“外围边疆”及其近代嬗变

中华亚洲秩序的差序疆域观念虽长期保持了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稳定与延续，却也减少了中国文明开拓边疆的历史动力，即使在历史条件具备之时，仍囿于传统视野与观念，放掉了多次历史机遇，使中国文明长期局限于亚洲的地域性文明，而未能成为全球秩序的首个建立者。但时空既已改易，从当前国际政治角度而言，“差序疆域”一方面有助于纠正起源于欧洲内部竞争地缘环境中，强调“非敌即友”之二元对立的僵化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以其弹性、多元之外交理念，为减少冲突、加强合作提供更多之可能，并为当前及未来伴随全球化不断推进，跨国家之区域共同体之形成与交流，以及最终之世界大同，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对于鼓励中国走出周边地缘环境的孤立与被动，提供历史借鉴。具体而言，便是可以在这一观念之下，结合中国历史传统与当前地缘政治，构建“外围边疆”之概念。

直接、间接控制之边疆可称为“本土边疆”，在“本土边疆”之外围的藩属国区域，从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及与中华文明关系角度而言，亦可将之视为“本土边疆”之外围地带，或边际地带，或延伸地带，或辐射地带。从中华亚洲秩序而言，其政治地理属于“九服”之中的最外围——“藩服”，可称之为“外围边疆”。从中国族群不断外拓而言，其属于和平或战乱时，中国人为逐利或避祸而四散蔓延之地，可称之为“边际边疆”。从中国文明对外交通而言，其属于中国与其他主要文明体系交往之中介渠道，可称之为“延伸边疆”。从中华文明传播而言，其文化脉络深受中国影响，可称之为“辐射边疆”。

“南方外围边疆”较为明确，即东南亚藩国。中国古代，尤其唐宋以后，中国民众为逐利或避祸，颇多泛海南洋，远赴欧非者；大航海时代后，西欧国家与明代中国经由以马六甲海峡为核心之南洋通道，形成了密切之经济、文化往来，是世界近代史初期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之主体驱动力。东南亚国家既在政治上多朝贡中国，为中国差序政治之“藩服”区域；而经济、种族、文化诸层面，又多受华人影响、驱动，甚至华人——当时被称作“南洋唐人”，在事实上成为多地区之主宰与主体，因此“南方外围边疆”呈现政治、经济皆与中国关联，尤其以后者为主；官方、民间皆有所交往，尤其以后者为主的内涵与特征。[25]从地理特征而言，南方外围边疆海陆兼备，以海洋贸易为主体特征，又可称之为“南洋海洋边疆”。

与之不同，“北方外围边疆”更为复杂一些。东起朝鲜半岛、大兴安岭，中经漠北草原，西至西域地区，因与中国关系相对间接与疏离，属外围边疆。可见，北方外围边疆部分地区与核心边疆中之东部边疆、西部边疆相重合。漠北草原由于远离中国本部，较少受到威胁，当地游牧民族遂依托广阔的草原地带，不断培育、发展成为大型游牧帝国，这一地区相应是对中国本部威胁最大之游牧势力的崛起与政治重心地带，亦是席卷欧亚大陆的“上帝之鞭”之发源地。在历史上，汉民族虽多次北上这一地区，但由于当地生态、经济条件过于单一，难以实现经济、政治方式的移植，在清代以前，一直未能建立固定的统治模式，相应属于外围边疆。大兴安岭东西之地森林密布，系集合农耕、渔猎、游牧多种生产方式之森林居民发源地，亦是其整合北中国，乃至统一中国之最初根据地。由于地理偏远，与中国本部接触，尤其战争较少，故而不是中国本部主力经略目标，相应属外围边疆。朝鲜半岛既是中古以前中国文明东亚陆疆扩张之极限，又是近世以来防范海洋文明——日本由海入陆之门户，秦汉、隋唐、元明清政权建立时与朝鲜政权之战和便可鲜明体现出第一点，明代万历东征之役与当代抗美援朝，皆鲜明地反映出第二点，无论从哪方面而言，朝鲜半岛为中国北方外围边疆之地缘特征，非常鲜明。西域地区与中国关系则呈现了阶段性特征。中古以前汉唐盛世时，汉民族控制了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东西广大中亚地区，但这一地区既与中国本部相隔遥远，统治模式又较宽松，加之盛世边疆开拓很快便为边疆收缩取代，因此西域外围边疆之特征更为明显。近世以来，伴随中亚生态恶化之步伐，伊斯兰教东扩，与海洋文明之兴起与扩张，欧亚地缘政治已从陆上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本部从客观实力或主观意志上，皆呈现了从西北边疆退却之历史态势，两宋与西域未有政治藩属关系，明朝仅将嘉峪关外视为藩属地区，外围边疆之特征更为明显。东北、朝鲜与西域属中国外围边疆，不仅在于其与中国本部之关系，尚有，甚至更大程度上在于其与蒙古高原之政治隶属关系。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长期习焉不察的汉族中心主义遮蔽了蒙古高原势力长期在政治上统辖两侧广袤边疆之叙述，由于蒙古高原与中国本部共属中国文明内部密切、深入互动之政权，因此蒙古高原对于东西地区之政治统属，自然亦可视为这两大区域为中国北方外围边疆之根据。与南方外围边疆相比，北方外围边疆整体呈现政治主导、官方为主之内涵与特征。而中古以前丝绸之路畅通之时，西域地区经济沟通特征更为显著一些，但与南洋相比，仍显得官方主导的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一些。从地理特征而言，北方外围边疆主体面貌为陆地，故又可称之为“内亚陆地边疆”。

从历史变迁来看，北方外围边疆由于南北政权的军事—政治驱动，呈现了中间有所停顿、倒退之“本土化”趋势，中间以汉唐疆域扩张，与蒙元欧亚帝国之建立为突出节点，最终以清朝整合内亚边疆为结束。但由于俄罗斯陆权上升与东进，清朝西进脚步受到了一定遏制，相应在疆域版图上，部分地区有所收缩。与北方外围边疆有所相似，南方外围边疆出于民众的经济—文化驱动，辅以官方的朝贡贸易，呈现了虽在一定时期受到官方压制，如明清禁海，但仍然基本不断发展之“本土化”趋势，南洋“中国化”色彩逐渐浓厚。但明后期，从西欧获得先进枪炮的南洋诸国势力不断上升，开始大规模拓展疆域，比如缅甸、越南皆是如此，从而开始挑战明朝的权威，在明缅战争中，明朝失败，从而割让了大片土地。在清朝大力整合北方外围边疆之同时，南方外围边疆则由于中国传统的重陆清海意识，与清朝源出内亚的地缘根源，在乾隆时期清缅战争损失惨重后，呈现了官方放弃之历史态势，最终导致东南亚本土种族之崛起与华人之屡遭清洗，并在近代西方列强扩张中，从中国外围边疆逐渐沦为西方殖民地，与制约中国之海洋包围圈。相应，近代时期中华文明之瓦解，并不局限于中国本土主权沦丧与文化变异，还在于中华亚洲秩序的整体崩溃，其表现便是中国外围边疆被不断蚕食。或者说，近代时期西方对东方的冲击，从东、西两大世界长期对立的角度而言，实际是欧洲共同体取代了中华亚洲秩序。这一反转格局一直延续至今，从而警示当下，政治意识与政治策略在文明发展中之关键的主动性作用。

“外围边疆”概念之提出，一方面在中国史的视野下，强调地理取向之边疆区域分野之外，又从历史取向出发，依据边疆与中国之关系，进行层次分野，彰显中国古代政治“差序格局”；另一方面并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揭示欧亚大陆两端中国文明、西欧文明即核心文明之间，存在受到核心文明辐射之外围地带，充当了经济、文化、政治沟通桥梁，虽在地理位置、文明程度上属边缘地区，但却在世界形成史中扮演了中介与沟通角色，在未来研究中具有值得挖掘的极大空间。或者说，本土边疆之研究与划分，强调中国史内在演变路径，外围边疆之提出与区分，则更指向中国文明与世界形成史关联之外在演变路径。

外围边疆之沦陷及对于中国文明之倒戈，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疆域观念的彻底终结。差序疆域在秦朝前后，大体是当时中国及周边地区历史发展程度的真实反映，即以自然条件最为优越的黄河流域为核心，在古代亚洲，尤其东亚，确实存在一个文明程度递减的地缘格局。但伴随黄河流域的逐渐残破与长江、珠江流域的逐步崛起，差序疆域的理想化设定，已在中唐以后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近世时期北方政权的陆续崛起及其对汉族王朝的长期压制，乃至取代，之所以被宋人视为亘古未有之变，实不仅在于其武力之强大，也在于文明之嬗变，导致华夷界限逐渐模糊。[26]如果说蒙元统一中国尚主要是武力上的混合华夷，满清一统天下则伴随文明的全面整合。清朝虽因此突破了以华夏或汉族为核心的狭隘华夷之辨的疆域差序划分，不过却以改而以涵合汉地、边疆，空间更大之中国为核心，将更大之地理空间进行了差序划分，这无疑具有相当的创造与变革。不过充满历史嘲讽的是，在各方面都对中国历史传统集大成，并完成巨大变革之清朝，却走到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正面碰撞的历史时期，相应其对西方国家最初的以蛮荒而蔑视之态度，被近代历史严厉地批评为“顽固不化”。清朝之失去外围边疆，实在是中国传统文明在懵然间走到了历史的拐点，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历史变局，导致误解与失措，而非一朝一代所造成。

相应，与本土边疆研究相比，当前对“外围边疆”概念的提出与研究，更具有鉴于世界大国势力利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在内的各种方式，将边疆事实上已推进至中国边界，形成对中国之包围圈或扼制带的地缘环境，认为中国在建立经济大国之后，应进一步主动挑战这一国际枷锁，利用多种方式，加强对受到中华传统长期影响的周边地区的影响，重建中华亚洲秩序的现实国际意义。[27]

结论

东亚地区相对广阔而平坦的地形，促使中国古代形成了“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但四裔边疆的恶劣地理环境，导致中国古代在边疆开拓上，不仅收益率较低，而且风险巨大，甚至危及政权本身。因此，中国古代形成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在稳固内政与边疆开拓之间寻求平衡，尽量以较小代价建立“天下秩序”的“有限扩张主义”。在这一疆域观念之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并不追求疆域的无限扩张，而是追求通过经济、文化辅助军事的方式，建立稳定的、区域性的“差序疆域”，从而在政治区域上，由内而外形成直接统治区——羁縻控制区——藩属联络区的差序格局，由此在亚洲尤其东亚地区，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国际秩序——“中华亚洲秩序”，长期维护了亚洲尤其东亚区域国际秩序的和平与发展。中华亚洲秩序典型地体现了前近代的区域国际秩序特征，对于纠正当前民族国家的疆界、民族纠纷，实现区域共同体的联合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67页。

[2] 关于中国古代羁縻制度，可参见徐兴祥《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羁縻政策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3] 关于中国古代藩属制度，可参见黄松筠《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孙宏年《清代中越关系(1644~1885)》，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

[4] [汉]班固：《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282页。

[5] [宋]胡安国著，钱伟强点校《春秋胡氏传》卷一《隐公上·隐公二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页。

[6] [明]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一《节制贡夷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12页。

[7] “《禹贡》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绥服，曰要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为华夏之地；外而要、荒二服，为夷狄之区。”[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四三《驭夷狄·内夏外夷之限上》，载周伟民、王瑞明、崔曙庭、唐玲玲点校《丘濬集》第5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228页。

[8] [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志蛮》，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07页。

[9] [明]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八八，洪武七年三月甲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558页。

[10] 《明太祖实录》卷八八，洪武七年三月甲戌，第1558页。

[11] [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九，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己酉，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6278页。

[12] [明]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三《景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13]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八，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乙酉，第6687页。

[14] 《明神宗实录》卷四O一，万历三十二年闰九月丙午，第7518页。

[15] 黄晖：《论衡校释》卷一九《宣汉第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23页。

[16] 西汉时期，“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262页。“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4页。唐宰相杨炎称焉支山（燕支山）“维人气雄，其畜多马，虏得之以制阴国主天街，周以之兴，秦以之霸，汉得之以断右臂、却南牧”。[宋]姚铉：《唐文粹》卷五O《大唐燕支山神宁济公祠堂碑》（杨炎），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4页。金薛王府掾梁襄称：“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元]脱脱等：《金史》卷九六《梁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136页。明阁臣彭时认为宁夏“背山面河，四塞险固。中国有之足以御外夷，外夷窃之足以抗中国”。[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一《宁夏总镇·形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页。明末夏完淳认为：“草木之富，莫盛于代北，莫远于河冀，岳种名材，连疆蔽地。”[明]夏完淳：《夏完淳集》卷八《燕问》，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第139页。

[17] “（世祖）诏问公卿，赫连、蠕蠕征讨何先。（长孙）嵩与平阳王长孙翰、司空奚斤等曰：‘赫连居土，未能为患，蠕蠕世为边害，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北齐]魏收：《魏书》卷二五《长孙嵩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44页。

[18] “凉州四边纱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凉。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洛阳家家学胡乐，城头山鸡鸣角角。”[清]曹寅等奉敕编《全唐诗》卷二九八《凉州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74页。“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全唐诗》卷一八《横吹曲辞·陇头》，第180页。“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全唐诗》卷六三三《司空图二·河湟有感》，第7261页。

[19] [清]张曾：《归绥识略》卷三O《人部·史鉴》，载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第12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7页。

[20] [明]岷峨山人：《译语》，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218页。

[21] [清]张澍编辑《西河旧事》，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

[22] “欧亚大陆干旱地区的战争，胜负的关键归根结底在于马匹。为此，金国一方也从阴山一带经戈壁的南缘一直到遥远的东北方的呼伦贝尔草原，绵延建造了称为‘界壕’的土墙和壕沟构成的长城，守卫着军马场牧群。由于全部落入了蒙古之手，双方的胜负已见分晓。”〔日〕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6页。

[23] 〔美〕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3－273页，346－351页。

[24] 比如以在边疆地区建立“十全武功”而自诩的乾隆帝，晚年在边疆观念上也呈现一定程度上向汉族传统认同之取向。《御制十全记》称：“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意。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清]董诰等：《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四，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18页。

[25] 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比如当代东南亚诸国在文学艺术上，仍呈现出受到中国深刻影响的特征。陈庆妃：《1990年代马华文学场域与地方文化散文的兴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

[26] “汉之匈奴，唐之回纥、吐蕃，皆与金、元异。金、元者，千古夷狄之变局也。今之逆奴，不独异于汉、唐，亦与蒙古异。惟宋之于金人，其局势略相似。”[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注《牧斋初学集》卷二四《杂文四·向言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780页。

[27] 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当前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通过文化等方式，加强外交联络，进行了研究。如余惠芬、唐翀《论中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