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黄永生的故事

黄永生老师，上海说唱表演艺术家、上海说唱代表性传承人、上海说唱一代名家、上海说唱大家、有名说唱演员、上海说唱泰斗、上海说唱创始人。
话说当时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在宁波路的“大家唱”场子里就热闹非凡，还没有开演就已经高朋满座，而且常常会出现一些著名演员的身影、更激起了戏迷们的喝彩声。乐队并不庞大、乐器也不高档，但无论什么剧种或者南腔北调都能轻松应付，而自告奋勇登台演唱的男女老少应有尽有，各种流派纷纷亮相，这是一种轻松愉快的艺术自助餐，而这个“大家唱”的发起者就是上海说唱表演艺术家黄永生。其实这是个亏本的买卖，几乎每一期黄永生都要为入不敷出“埋单”，但对上海说唱有着解不开情结的黄永生却乐此不疲。
“大家唱”不是自己一个人奉献的，包括我们剧团的主要演员，像方艳华、大家都知道的女演员，徐笑灵、刘福生、钟庆华等等等等这些人这些演员都是来奉献的，每到星期天下午一点半他们就到了演出场地，每一次活动他们都要拿出自己的好东西唱给观众听，都自己贴车钱贴饭钱来的。自己呢也是一样，因为5元钱一张票要供应一杯茶，要给观众两个小时的欣赏说唱艺术，这个说老实话、自己心里很高兴，因为找知音。
黄永生的父亲是被日寇杀害的，他在少年时代就用说唱来宣泄自己的杀父之恨，并从此和说唱艺术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在被他敲得出神入化的三巧板的节奏中送走了风雨阴晴，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他依然曲不离口，即使在健身时、还是口中念念有词。最令人欣慰的是，在他和同仁的努力下、使脱胎于独脚戏的街头艺术发展成说、表、唱、做的综合艺术，并被命名为“上海说唱”。自己1956年到北京去会演，评奖会上自己的节目被评为一等奖，侯宝林就说你的节目是什么名称，自己说叫“说唱”，以前在上海都叫“说唱”，或者叫“什锦说唱”、但不上台面的。侯老师说这语言不通，说唱就是曲艺、曲艺就是说唱，大鼓有好多大鼓，京东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京韵大鼓，你叫“说唱”，那就这样吧，叫“上海说唱”。自己一听感到名字也雅，就叫“上海说唱”。自己就想，能否在上海地区有一个曲艺的品名叫“上海说唱”，穿件长衫、用三巧板，下面加上像“单弦”的穗子，在舞台上比较亮丽一点;那么表演起动作呢，穗子可以当作枪、刀，作为各种表演时的道具。
上海说唱是黄永生的至爱，这种痴迷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这既为他送上了无穷的欢乐，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他曾经有过在绝望中把心爱的三巧板拗断的往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自己唱了反映炼钢工人先进事迹的，叫《炉火正旺》，自己在邮电俱乐部演出，当时自己化好妆要上台了，突然后台进来几个人，他们说我们是市革会文艺组的，江青同志有指示，独角戏、说唱都是叫花子艺术，不好上台演出。一个演员什么最伤心，就是不让你上台是最伤心的，所以自己就含着眼泪拿着三巧板拿了道具回来了，当天晚上自己没有好好睡，而且自己想到1964年在怀仁堂演出，周总理在一次联欢会上他认出了自己，把自己叫过去说，你是不是搞说唱的，自己说是的。他说你是唱热心人的，自己说是啊。他说好好演出为人民服务，所以当夜自己就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伴随自己半辈子的道具三巧板拗断了。自己向总理提出自己的想法，当然总理不可能回信给我，因为当时“四人帮”“反周公”，这封信就落到文化部当时的负责人手里。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中华民族的浩劫终于结束了，恶梦醒来是早晨，黄永生那被禁锢多年的说唱天赋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当年黄永生的一些说唱段子仿佛插上翅膀飞进千家万户，是街头巷尾最为风靡的流行歌曲，甚至连牙牙学语的孩子都耳熟能详。自己在外滩延安东路等公共汽车，清早有很多幼儿园小朋友，幼儿园小朋友走起路来是后面拉住前面的衣裳，再后面的拉住前面的衣裳，一路上过来自己听见一阵朗朗的孩子的声音，“毯子身上盖一盖"，唉呀，自己想自己的说唱已经影响到这么小的孩子，现在当时当然这些孩子最起码四、五十岁了。当时自己想一个文艺作品能够影响到这样深，连小朋友在路上走马路、唱儿歌都唱“毯子身上盖一盖”。
滑稽表演艺术家袁一灵的说唱艺术功底深厚、别具一格，使黄永生极为仰慕，尽管黄永生在说唱界已经功成名就，但他还是虚心地拜袁一灵为师，为的是吸纳百家之长、使上海说唱艺术更上一层楼。袁老师给自己两句话、自己记得很清楚，你拜我为师、你要学我的神、不要学我的貌。就是要学他的精神，要学他说唱的思路、概念，不要学他的外貌。这句话自己印象比较深，因为自己的身体比他大，他瘦骨伶仃、表演都是小动作，我不可能一招一式去学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把他的表演拿过来化为自己的东西。有道是“千做万做，亏本生意不做”，黄永生当时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完全可以悠闲地安度晚年，何况他的爱好十分广泛，生活颇多色彩，何苦去搞“大家唱”这种赔本的买卖，这真让人有点想不通了。不过，在“大家唱”的现场，我们惊奇地发现其中有的人是每次叫了出租车赶来的，有的甚至是从外地乘了火车赶来的，这也许是对黄永生和他的伙伴们最好的回报。观众王玉英说:“自己是乘出租车过来的”，“你一共来参加了几次”，“自己从黄老师他们在原来的“满觉陇”的第2期开始看到现在(当时)的223期、没有间断过。自己今天送给黄永生老师打油诗一首，表示我的敬意。说唱一生为百姓，笑看人生好开心，感谢老师黄永生，和谐社会得人心。”观众陈林森说，“自己今天是从杭州来的，黄先生的“大家唱”办了222期，意味着办了4年零两个月，自己基本上从80多期开始参加、黄先生的演出自己一直跟着他转，从去年自己动迁到杭州，所以自己现在每逢上半个月的星期天自己是必到的。”为了全力支持黄永生办好“大家唱”，不少艺坛名流纷纷前来捧场，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采风和史济华使出浑身解数、声情并茂地唱起了拿手好戏《祥林嫂》，不时激起一阵阵叫好的声浪。虽然“大家唱”办得相当成功，但黄永生并不感到轻松，上海说唱的前景一直使这位早已退休的说唱艺术家牵肠挂肚。自己觉得人退休了、精神不好退休，事业不能退休。他当时一个最大的愿望，上海说唱从侯宝林大师起名，从自己开始从事这个事业，一直到现在当时有几十年了，自己不愿看到从我开始、从我一代结束。所以自己呢，退休以后马上搞了一个黄永生说唱艺校。自己请了滑稽界所有的名演员都来上课，自己一共搞了三年，有76个学生。艺术不能断流、不能断了观众，自己五年之前(当时)就搞了一个“黄永生曲艺大家唱”，一个星期一期。上海说唱是上海的文化土产，在上海市民中有着深厚的基础，然而、面对千姿百态的其它各种艺术，上海说唱显得有点尴尬、有点凄惶，这对曾经见证了上海说唱长大历史的黄永生来说，无论他怎样达观、也难免有着几分感慨，因此、即使在“大家唱”的人气十分旺盛的时候，他也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忧患意识。来的观众，自己又高兴又担忧，为什么呢，老面孔多、新面孔少，中老年多、小青年少，这是自己忧虑的一个问题。
为了更多地吸引年轻观众，黄永生还推出了极有难度的“脱口秀”，比如一条关于一位青年写不出文章狂饮白酒造成酒精中毒的新闻就成了黄永生现编现唱的“脱口秀”。自己一直动脑筋，我用什么新的东西给观众，当然、除了两个作者为自己写新的作品，有个问题就是背唱词，随着年龄增长也是有点困难，于是自己就想到滑稽大师刘春山先生有过目不忘的技巧，第一次自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自己唱了一段，结果观众反映相当好，后来欲罢不能，每一期“大家唱”自己总要一个礼拜、也促使自己去多看报纸、多看电视新闻，把里面比较噱的、比较动人的事情在自己脑子里，当然事先也要想一想，到了场子里自己就用一种曲调“脱口秀”唱给大家听。
像上海说唱这类充满草根气息的通俗艺术只有在民众的广泛传唱中才能增加生命的强度，为此、黄永生打破门户之见，将一些圈外的说唱爱好者收为门徒。孟鸿年说:“自己为什么要拜黄老师为师，你说要学他的说唱，第一首先要学他做人，对文艺界的老一辈他免费请客为他们祝寿，对那些残疾人盲人到我们这里、他搀人上厕所，的确是为人不错。学他说唱首先要学他做人。”龚为民说:“自己是个社区民警，自己学上海说唱是为了贴近社区居民群众，(当时)现在不是提倡要和谐社会吗，自己要把上海说唱的艺术运用到社区居民中去，让居民更加觉得我这个警察有亲和力。”这是一名痴迷上海说唱的中学生，一次他在演唱时因病突然晕倒，经黄老师将他迅速送入医院才转危为安。当时，他已经成了黄永生最小的徒弟。(后来还有连彬尧)。凌小波说:“自己听说在上海宁波路有一个“大家唱”黄永生老师办的，所以自己就过来了，真的非常不错、上海说唱很有意思，接下来就发生了自己身体不太好，自己发了一次病、黄老师把自己送到医院，自己和老师就这样熟悉起来，后来自己就提出要拜师学艺，然后他就欣然答应了。他的外公陪了凌小波过来，一进来他要跪下，自己说、干什么外公，他说、你是救命恩人。自己说，不好这样说，不是我、是医院里的医生救了他。他说，他们家里有个心愿，想让小波拜你为师。自己说，学生我早就不收了，但是这个学生自己要关了门、再开门收他，所以他们家里凑了很多钱，想办十多桌酒水请滑稽界名人都来、拜个先生;自己说，不要了，就在我们“大家唱”一百多个观众面前你就对我一鞠躬就可以了。当天，他的外公买了一束花，小波给自己叩了三个头。
对黄永生倒贴本钱办起“大家唱”，有人在背后笑他是“十三点”，黄永生索性打造了新段子《做人要做十三点》抒发他的人生感悟。有一次自己去吃饭，看到一家饭店写着“服务员守则”、有几条，服务好一点、微笑多一点、态度好一点，大概有这样几点，自己一看以后、自己想这三点，自己是否能改成人人都能接受的、生活上要注意的拼凑成“十三点"，一个是“十三点”是个贬义词，自己用褒义词来唱“做人要做十三点”，会引起观众的共鸣，这是自己的灵感。结果一唱以后，观众相当欢喜，当时我(他)们“大家唱”百来个人，基本上大家都会唱都会做，当然要做到相当难，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回来自己总要想一想，这“十三点”我没有做到，今天我发过脾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