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刚：历史文献虚拟的妇女“言论”探析——以苏娥诉冤为例

摘要：历史文献往往会通过虚拟人物的 “言论” 来叙述故事。魏晋以来，士人虚拟了岭南女商人苏娥的 “言论”，借以表达女性的诉求，也披露了其生前的生活经历。苏娥 “言论” 经唐宋的承袭与改写，到明代被官私文献所接受，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文献书写者编纂的女性 “言论” 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这些 “言论” 并非完全由女性发出。

香港学者朱鸿林指出：“从事古代史研究，贵在文献足征，征用的文献，自然以出现越早者越好，性质上自然以原件最好，但古代原始文献能够传世的数量甚少，很多史书叙述之所据，书中所引人物的说话，包括文章或奏疏所见的文字，其所在的原书原件已经不存在，研究者援引的，其实多是抄录的文字。这些转见的资料，如果完全不加以利用，研究便无从开始，但径然加以引据，又免不了被误导的隐忧。经过节录的文献，从利用上说，多了一层先要了解编纂者或抄录者的文章技巧和取录意图的不确定性。”[1] 这是研究古代史学者特别重视文献版本、重视史料考辨的重要原因。其实，从事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在利用文献时，时常还会遇到文献记载中 “所引人物的说话”，也即本文所说的 “言论”。这些文献中的 “言论 ”，可能多为撰写者的想象，即使是当时人写当时事，作者也不一定会身临其境，如司马迁《史记》记述了许多人物栩栩如生的 “对话”，可能是他根据历史语境想象建构的结果。古代社会强调男女有别，按理说，妇女的 “言论” 很难被记录在案，但历史文献在记载妇女时总是或多或少会记述她们的 “言论”，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妇女 “言论” 被反复抄录，于是又形成了不同版本的 “言论”。本文以魏晋到明代文献记载的汉代岭南苍梧郡苏娥诉冤故事为例，讨论不同时代文献记载苏娥 “言论” 的变化，以期揭示历史文献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化。

一、魏晋南北朝士人想象的苏娥“言论”

妇女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宋以前，非独岭南所有。秦时，巴蜀地区即有寡妇清，司马迁《史记》卷129 《列传第六九·货殖》记载，“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这一记载也出现在《汉书》卷 91 《列传第六一·货殖》中。 “货殖” 是正史为商人或工商业史的专论。从现存的文献看，岭南早期也有妇女参与市场活动，被后世代代相传的岭南女商人苏娥就是例证。

但岭南女商人苏娥在史籍中却是以诉冤的形式出现的。目前所见最早记载苏娥诉冤的文献为三国吴人谢承《后汉书》，但该书在宋代已佚。[2] 有关该书记载的苏娥诉冤内容在唐代士人注《文选》时有所引用：“苍梧广信女子苏娥，行宿高安鹊巢亭，为亭长龚寿所杀，及婢致富，取其财物，埋致楼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觉寿奸罪，奏之，杀寿。”[3] 这一记载确认了苏娥为岭南苍梧郡广信人，但并没有交待其经商，也没有出现苏娥 “言论”，而且是交阯刺史周敞处理了她的冤案。

然而，谢承的说法，到了晋人干宝《搜神记》却出现了变化，明确了苏娥是在经商的过程中被亭长龚寿所杀，她于是化为鬼魂向交州刺史何敞而非交阯刺史周敞诉冤。整个故事以 “对白” 的形式出现：

汉九江何敞为交州刺史，行部到苍梧郡高安县，暮宿鹄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呼曰：“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居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有杂缯帛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县卖缯，从同县男子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已向暮，行人断绝，不敢复进，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戈持戟来至车旁，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所载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独行？’ 妾应曰：‘何劳问之？’ 寿因持妾臂曰：‘少年爱有色，冀可乐也。’ 妾惧怖不从，寿即持刀刺胁下，一创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寿掘楼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财物去。杀牛烧车，车缸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 敞曰：“今欲发出汝尸以何为验？” 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愿访乡里，以骸骨归死夫。” 掘之果然。敞乃驰还遣吏捕捉，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合。寿父母兄弟悉捕系狱。敞表寿，常律杀人不至族诛。然寿为恶首，隐密数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诉者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明鬼神，以助阴诛。上报听之。[4]

《搜神记》属于志怪短篇小说集，在我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以今天眼光看，鬼魂诉冤属无稽之谈。但干宝借苏娥鬼魂之 “言论” 讲述她在跨县交易的路途中被害的故事却相当形象。从行文看，整个故事几乎由苏娥独白构成，中间穿插了苏娥与刺史何敞、亭长龚寿的对白。苏娥如此长篇 “言论”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因为案发现场当时只有苏娥、致富和龚寿三人，两个女人被龚寿杀害并掩埋，且龚寿在差不多三年后才被捕，他在受审的过程中也不会如此清晰地描述苏娥的 “言论”。即使从故事的角度来看，苏娥夜半到何敞房间诉冤，其言语除了何敞知道外，应该也没人知晓。所以，即使真有苏娥其人，她所说的话根本不可能流传下来，我们认为，苏娥的 “言论” 只能是干宝想象虚拟出来的。另据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卷 43 《朱乐何列传》记载的何敞传，他并没有到岭南任职的经历。文中笔者的下划线部分是以后各类版本皆有的话语，本文以下引文与此相同者将省略。

苏娥 “言论” 是被想象虚拟出来的，这就牵扯到苏娥故事有无合理性的问题。上文涉及的交州、苍梧郡均为西汉武帝时设立，交州原名交阯，治所在苍梧郡广信县，下辖高要、广信、封阳等县，并无高安县。东汉改称交州，三国吴又从交州析南海、苍梧、郁林、高凉 4 郡设广州，治所番禺。[5] 事实上，汉代岭南 “开发最早是沿着西江和西江以南的沿海地方发展起来的 ”。 [6] 据《汉书》卷 28 《地理下》记载，大陆商人携带 “黄金杂缯”，从徐闻、合浦 “入海” 抵东南亚各地，交易 “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 而返。宋人王象之引唐《元和郡县志》说：“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7] 从这一大背景看，苏娥跨县经商有其合理性，其家可能以商为业，她在丈夫死后，与婢女致富，用 “钱万二千” 租牛车跨县卖杂缯，结果在途中被亭长杀害。

魏晋文献中的苏娥故事在南北朝时引起不少士人关注，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卷 37 说：高要县 “有鹄奔亭，广信苏施妻始珠，鬼讼于交州刺史何敞处。事与邰亭女鬼同。” [8] 这一记载尽管没有苏娥“言论”，从情节看应源于《搜神记》。邰亭女鬼也是汉代故事，也有妇女 “言论”，南朝宋人范晔《后汉书》卷 81 《独行列传》记载，汉代王少林到武功县任职，晚宿驿亭，亭长曰：“亭有鬼，数杀过客，不可宿也。” 少林坚持入住，夜有女鬼前来诉冤：“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亭长无状贼，杀妾家十余口，埋在楼下，悉取财贷。” 少林为女鬼伸冤，“亭遂清安”。可见，女鬼诉冤的 “言论” 成为当时士人书写的文本形式之一。其实，魏晋还有一部书也记载了苏娥诉冤，这就是《列异传》。据研究，《列异传》成书于魏晋，干宝《搜神记》多引该书。[9] 到了南朝，苏娥诉冤已经成典故，时梁人萧统组织士人编《文选》卷 39 收录时人江文通《诣建平王上书》中即有 “鹄亭之鬼，无恨于灰骨”。今人据唐人注《文选》该典故补辑出《列异传》 “鹄奔亭” 故事。[10] 可见，《列异传》记载苏娥诉冤的具体细节已难以知晓，其内容多半为后人从他书中所辑。北朝和隋朝之际，苏娥诉冤的故事又传播到北方地区，颜之推的《还冤志》，又名《还冤记》、《冤魂志》、《还冤录》等，就记载有苏娥诉冤，其内容与《搜神记》差不多，但苏娥 “言论” 却有一定变化，引录如下：

汉世何敞为交阯刺史，行部到苍梧郡高要，暮宿鹊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子从楼下出，自云：“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夫亦久亡，有杂缯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往旁县卖缯，就同县人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暮，行人既绝，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刀持戟来至车旁，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何载？丈夫安在？何故独行？’ 妾应之曰：‘何故问之？’ 寿因捉妾臂曰：‘少爱有色，宁可相乐耶？’ 妾时怖惧，不肯听从。寿即以刀刺胁，一创立死。又杀致富。寿掘楼下，埋妾并婢，取财物去，杀牛烧车。车杠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死痛酷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 敞曰： “今欲发汝尸骸以何为验？” 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 …… [11]

颜之推将干宝文中的地点由高安县鹄奔亭改为高要县鹊奔亭，苏娥的 “呼曰” 改为 “自云”。文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少了 “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妾在下婢在上”、“愿访乡里，以骸骨归死夫” 等语句，除个别字外，整体内容没有变化。从干宝的记载看，苏娥有可能是在丈夫死后即外出经商，而颜之推则说她在 “夫亦久亡 ”后才外出经商。干宝记载苏娥 “言论” 计 289 个字，颜之推则为 259 个，少 30 字。这两个文献相隔年代并不遥远，但记载苏娥 “言论” 却有变化，应该说，本身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要么是文献在传抄中有缺失，要么是编写者有意修改。由于没有原始的第一手文献，也没有苏娥对簿公堂的 “口供”，因而这些文献记载的苏娥 “言论” 只能是编纂者们的想象而已。

上述三国谢承《后汉书》、晋干宝《搜神记》和北朝颜之推《还冤志》记载的苏娥诉冤，成为后世士人讲述岭南妇女 “言论” 的最早史源。

魏晋南北朝士人之所以能想象出苏娥诉冤的 “言论”，可能与汉代岭南社会重巫现象有关。据《史记》卷 12 《孝武本纪第一二》记载，汉武帝征服南越王后，有越人进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 《汉书》卷 25 《郊祀志第五》将《史记》中的 “越” 改为 “粤”。可见，鬼神在汉代岭南民众日常生活中有重要影响。士人根据岭南这一习俗，塑造了女商人苏娥以鬼魂形式诉冤的形象，也反映了汉代官府借助鬼神断案的印记，同时也体现了岭南妇女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的形象。

二、唐宋承袭前人苏娥“言论” 及其变化

唐宋时期，苏娥成为中原士人描述岭南社会的重要素材之一。唐代人讲述苏娥诉冤，多是对南朝人著述进行注释而已，而且注释引文也多为前代作品，如上述唐代李善注《文选》“鹄亭之鬼，无恨于灰骨” 之典故，引述的即是谢承《后汉书》。唐玄宗时张铣注《文选》则说：“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鹄奔亭，夜有妇人来告冤曰：‘妾夫亡，妾欲还乡，行至此，为亭长所杀，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冤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 [12] 唐代虞世南《北堂书钞》卷 79 《设官部三十一·亭长》记载：“龙寿杀苍梧女：汉书苍梧女子苏娥，行宿鹊巢，亭长杀之，并其婢致富，取其财物，埋置楼下。交阯刺史周勃行部宿亭，觉寿奸罪，奏之杀寿。《异传》鹄奔亭也。” [13]

上述三位唐代人记述的苏娥诉冤源于魏晋南北朝人的著述，对之前各种说法不加考证地接受，所以出现鹄奔亭、鹊巢亭等名称，又有周敞、周勃、龚寿、龙寿之说，且模糊了苏娥经商的身份，李善和虞世南的记述没有出现苏娥 “言论”，张铣尽管以苏娥 “言论” 引导刺史破案，但重点变成苏娥在夫死后的返乡途中被亭长杀害。可见，历史文献在传承中经辗转抄录或书写者的目的不同，有时会掩盖前代文献的记录主旨。唐代士人也有完整引述魏晋士人的苏娥诉冤故事，如释道世《法苑珠林》卷 92 《十恶篇》 [14] 记载的苏娥诉冤故事，一字不差地抄录颜之推《还冤志》。但释道世在文中并没有说明出处。

宋代士人在讲述苏娥诉冤时，可能因前代版本有所增多，因而情况也较复杂，如宋《太平御览》记载的苏娥故事，即注明是引述谢承《后汉书》， [15] 经笔者比对，实际上是转抄唐代李善注《文选》的内容。又如宋《职官分纪》尽管也注明引述谢承《后汉书》，但亭长却为龙寿。[16] 仔细比对，则是将唐李善注《文选》和虞世南《北堂书钞》混合改写而成。可见，这两篇宋人文献尽管都标出引自谢承《后汉书》，但事实上是引用唐人著述。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在引述古代历史文献时，必须仔细考辨史料的源头，否则难以知晓文献表达的初衷。宋代士人在记述苏娥诉冤时也有直接引魏晋著述的，《太平广记》卷 127 《报应二十六》就明确说引自颜之推《还冤录》。但仔细比对，却发现其中有不少改动：

汉何敞为交阯刺史，行部苍梧郡高要县，暮宿鹊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自云： “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广信县修理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夫亦久亡，有杂缯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县卖缯，就同县人王伯赁牛车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已暮，行人既绝，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刀持戟来至车傍，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何载，丈夫安在？何故独行？’ 妾应之曰：‘何劳问之。’ 寿因捉妾臂欲污，妾不从。寿即以刀刺胁，妾立死。又杀致富，寿掘楼下，埋妾并婢，取财物去，杀牛烧车，杠及牛骨投亭东空井中。妾死痛酷无所告诉，故来告于明使君。” …… [17]

上述苏娥 “言论” 与之前的《还冤志》相比，除个别字缺省外，还缺少了 “寿因捉妾臂曰：‘少爱有色，宁可相乐耶？’ 妾时怖惧，不肯听从”。这是苏娥转述龚寿调戏自己之言，以突出龚寿案发时的言行，以及苏娥恐惧的心情，李昉将其改为 “寿因捉臂欲污，妾不从”，意思未变，但缺少了情节。估计是李昉有意删除。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159 《岭南道三》 “鹄奔亭” 标注引自《搜神记》云：

汉九江何敞为交阯刺史，行部至苍梧高要县，暮宿鹄奔亭，夜未半，有一女子从楼下呼曰： “明使君，妾冤人也。” 须臾至敞所卧床下跪曰：“妾本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单无兄弟，嫁为同县施氏妻，薄命夫死，有杂缯，赁牛车一乘，载致富一人，妾不能自振，欲之旁县卖缯，赁牛车一乘，载缯妾乘车，致富执辔，至此亭外时，日暮，行人渐绝，不敢复进。因止此。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长舍乞浆火，而亭长龚寿操戈戟来至车傍，刺胁下立死，而又刺致富亦死。寿掘楼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财物而去，杀牛烧车，车及妾骨贮在亭东井中，妾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 敞曰：“欲发出汝何以为验？” 女子曰：“妾上下著白衣，青丝履皆未朽也。妾姓苏名娥，愿以骸骨归死夫。” ……初掘时，有双鹄奔其亭，故曰鹄奔亭。[18]

我们将此与前述《搜神记》比对可发现，文中除个别字句修改外，还有几处明显变化：一是将高安县改为高要县；二是一些字句即笔者划线处传抄重复错乱，今人点校本将第一句划线部分改为 “有杂缯百二十匹及婢致富一人”；[19] 三是将苏娥与龚寿的对白全部删除，使龚寿杀苏娥很唐突；四是苏娥一开场的 “言论” 与以往不同，直接喊 “明使君，妾冤人也”，其行为也令人诧异，即到何敞 “卧床下跪”；五是将以往苏娥出场的自报家门，分散在了首尾部分；六是最后一句明显不是《搜神记》中的话。

唐宋时期，随着科举考试的逐渐完善，学校教育也在各地逐渐建立，儒家文化逐步向民间社会渗透，科大卫用 “儒家思想打进来了” 描述了宋代儒学在远离京师的广州普及的情形。[20] 正是在这一环境下，士人在书写类似于苏娥诉冤的故事时，不得不考虑与王朝推展儒家文化上的一致，这些书写者要么有意模糊苏娥外出经商的情节，要么删除或尽量减少苏娥与亭长对话的情节，从而竭力塑造儒家要求的妇女形象。但岭南社会固有的 “妇人强男子弱” 的社会现象，又是书写者难以回避的话题，[21] 所以他们在转述或改编前代士人关于岭南女性的著述时，又不得不留下岭南土著社会的妇女 “另类” 形象。

三、明代官修文献对苏娥“言论” 的接受

明代记载苏娥诉冤的文献更丰富，官私文献记载的苏娥 “言论” 也逐渐合一。私家文献一如既往地转述前人说法，如明代陈耀文《天中记》卷 14 《亭》引谢承《后汉书》、《列异传》、《搜神记》、《文选》等著述，综合性地平铺直叙了苏娥故事，既没有苏娥 “言论”，也没有苏娥经商的情节。[22] 明万历王圻《稗史汇编》卷 135 《祠祭门》自称引述《还冤录》讲述苏娥故事，[23] 实际上他所引的《还冤录》出自宋人《太平广记》卷 127 《报应二十六》的改写本。明代可能因印刷术的发展，前代著述被不断翻刻，书籍流通的种类也渐繁多，士人在引用苏娥诉冤故事时也就各取所需，且多以己意转述前人著述，而不需整篇引述，因而也显得零碎。与此同时，明代官府纂修地方志已经制度化，苏娥诉冤这个自三国以来就在各地士人间流传的故事，自然也就成为士人修纂地方志的重要素材。最早见于方志体裁的史书是明代天顺初年成书的《明一统志》卷 81“鹄奔亭” 条，并明确指出引自《搜神记》，其中苏娥说：“妾本广信县苏氏女，名娥，嫁为同县施氏为妻。夫死有杂缯，与婢致富鬻之旁县。日暮俱为亭长龚寿刺死，合埋楼下。” 于此可见，干宝记载的苏娥诉冤故事直到明代仍在士大夫之间流传。而《明一统志》是在各地进呈的志书基础上修纂。查这之前则有正统五年《肇庆志》。换句话说，正统《肇庆志》记载的苏娥故事可能引述的也是《搜神记》。

地方志作为官修文献的引述，苏娥诉冤故事遂成为岭南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明代岭南在行政上分为广东、广西两省，苏娥诉冤也为两省方志收录。从现存两广方志来看，他们对苏娥诉冤的记载有所不同，成化《广州志》卷 15 《宦绩类》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方志本，编者记述汉代交州刺史何敞，“行部至苍梧，暮宿高要香臯亭。夜半有女子从亭下呼曰：明使君，妾冤人也。妾邑之迁修里人，嫁为同县施氏。妇夫死，有杂缯百二十匹，同婢致富之旁邑贸之。暮宿此亭，为亭长龚寿操刀刺肋下死，又刺致富死，合埋亭下，取财物而去，故来告诉。敞掘尸以验，令吏捕寿，具服罪。初发尸时，有双鹄来奔，是亭遂易名曰鹄奔。事见肇庆志。” 查成化之前《肇庆志》应为正统五年修纂，现已散佚。可见自明初以来，方志就继承了坊间说法。嘉靖十年刻《广西通志》卷 58 《外志》记载此故事的内容与宋代《太平广记》改编过的《还冤录》一致，兹不述。由于此时高要已属广东管辖，故嘉靖《广西通志》将此事放在 “外志” 记载。苏娥活动的区域在明代隶属于广东省，广东方志从通志到县志都有苏娥诉冤的记载，且延续不断。据成化《广州志》记载，鹄奔亭是由香臯亭改名而来。不过，其他的广东方志均无此说法。嘉靖十四年刻本《广东通志初稿》卷 5 《古迹》记载 “鹄奔亭”，编者直接引《搜神记》，但明显进行了改编，文中以 “苏氏女” 出现，且没有苏娥名字，内容如下：

鹄奔亭在县南七里。《搜神记》汉九江何敞为交阯刺史，行部至高要宿于此。夜有女子呼曰： “妾本广信县苏氏女，嫁为同县施氏妻，夫死有杂缯，与婢鬻之傍县。日暮俱为亭长龚寿刺死，合埋楼下。” 敞掘尸捕寿，具伏。初发尸时，有双鹄奔其亭，故名。宋至道年废。

可见，方志编者在承继干宝说的基础上，对苏娥 “言论” 进行了大量压缩，故事情节失却。该志将鹄奔亭列为 “古迹”，为后代广东方志所承继，嘉靖四十年刻本《广东通志》卷 19 《舆地志·古迹》也以 “鹄奔亭” 条述苏娥诉冤，只将上述通志中的 “县” 改为 “府城”，又多了 “娥名” 两字，删去 “宋至道年废”，其他内容完全一致，说明后者抄袭前者。

不过，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仅有一处记载苏娥故事不同，嘉靖《广东通志》卷 44 《列传·名宦》在讲述何敞宦绩时，主要就是叙述他处理苏娥案一事，编者将其 “参修” 资料列出为《东观汉记》、《水经注》、《搜神记》、《广西通志》、《明一统志》等。内容如下：

何敞，九江人。元始中为交阯刺史，行部到苍梧郡高要县，暮宿鹄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子从楼下出，自云：“妾姓苏名娥，字始珠，广信县修里人，早丧父母，又无兄弟，夫亦久亡，有杂缯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县卖缯，就同县人王伯赁车牛一乘，与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已暮行人既绝，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刃持戟来至车傍，问妾曰：‘妇人从何来？车中何载？丈夫何在？独行何故？’ 妾应之曰：‘何劳问之？’ 寿因捉妾臂欲污，妾不从，寿即以刀刺肋，妾立死，又杀致富，寿掘楼下埋妾并婢，取财物去，杀牛焚车，杠及牛骨投亭东空井中。妾死痛酷无所告诉，故来告于明使君。” ……

从方志引述的书目看，明代可以引用的苏娥诉冤版本已经很多，对文献取舍更为自由。但仔细对比发现，上述苏娥诉冤可能还是宋代改编的《还冤志》。不同之处在于编者将何敞任职交阯刺史时间定在 “元始中”，这是首次具体化苏娥诉冤年代。元始为西汉平帝年号，共 5 年。元始中的年代说法被以后广东文献承继，万历郭棐《粤大记》卷 11 《宦绩类》几乎照录嘉靖四十年《广东通志》所记载的苏娥故事，只是将文中的 “妇人” 改为 “夫人”。但万历郭棐编《广东通志》却没有收录苏娥任何信息，该志卷 11 《名宦》有周敞传，称其为汝南人，汉顺帝永和元年为交阯刺史，但未提及苏娥诉冤事。

除了较早的通志记载苏娥诉冤外，府县志也有记载。万历《肇庆府志》卷 17 《名宦传一》和崇祯《肇庆府志》卷 19 《名宦传一》对苏娥诉冤的记载完全一致，引述如下：

何敞，九江人，元始中为交阯刺史，行部至苍梧郡高要县，暮宿鹄奔亭，夜未半，有女子从楼下出，自云：“妾姓苏名娥，字始珠，广信县修里人，夫久亡，有杂缯百二十匹、婢一名致富，贫不能自振，欲往傍县卖缯，就同县人王伯赁牛车一乘，与钱万二千，致富执辔，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时已暮，不敢前，因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刀持戟来至车傍，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何载？丈夫安在？何故独行？’ 妾应曰：‘何劳问之？’ 寿因捉妾臂欲污，妾不从，寿即以刀刺胁，妾立死，又杀致富，瘗楼下，取财物去，杀牛烧车，杠及牛骨投亭东空井，妾死痛酷故来告于明使君。” ……

上述引文明确注明引述了嘉靖四十年《广东通志》，而且也放在《名宦志》。但府志除一些字句修改外，明显不同是缺少 “早丧父母，又无兄弟”、“载妾并缯”、“行人既绝 ”等，又将 “妇人” 改为 “夫人”、“妾死痛酷无所告诉，故来告于明使君” 改为 “妾死痛酷故来告于明使君”。可见，尽管说是引述前志，但实际上已进行了改动。明末封川县纂修方志时，编者也将苏娥的故事按通志和府志的样式列入 “名宦志”，并在此对苏娥 “言论” 进行改编，天启《封川县志》卷 11 《名宦志》的记载如下：

(何敞) 元始中为交阯刺史，行部到苍梧郡，暮宿鹄奔亭，夜未半，有女子从楼下出，云：“妾姓苏，名娥，字始珠，广信修泰里人 (即封川修泰乡)，早丧父母，无兄弟，夫亦久亡，贫弱不能自振，有杂缯百二十匹，欲与婢名致富往鬻傍县，出钱万二千，就同里人王伯赁牛车一乘，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以先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入，行人绝，不敢前因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刃来，至车傍叱曰：‘妇人从何来？车中何载？丈夫何在？独行何故？’ 妾应曰：‘何劳问之？’ 寿因捉娥臂欲污，妾不从，鼓刀逼之，又不从，立刺死之。随捉杀致富，并瘗于此楼下，取财物去，屠牛焚车，牛骨投亭东空井中。妾死痛酷无所愬，故来控使君。” [24]

这里出现了何敞 “字文高”，省略了历来文献中的 “高要县”，将广信修泰里改为 “封川修泰乡”。文中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与以往所有文献不同，编者在讲述苏娥受到龚寿侵犯时，用了两个 “不从”，刻意突出苏娥的贞烈形象。

明代各级方志除了《明一统志》将苏娥诉冤故事置于 “鹄奔亭” 外，各地方志多将其放置在何敞的宦绩中，目的显然是突出何敞在治理广东时的政绩，但其政绩的重心无一例外都是审理苏娥案，而且是以鬼魂诉冤的形式进行。由于地方志属于官修系统，士人在修纂过程中多会顾及到理学家强调 “女主内” 的缘故，所以并没有单独为苏娥经商立传，但到了晚明的天启年间，方志对苏娥的贞烈形象塑造有所强化。到了清代道光年间纂修的《封川县志》卷 7 《列传》，则明确将苏娥列入 “列女” 栏中。

本文讨论的苏娥诉冤故事说明，源于魏晋士人想象的苏娥 “言论”，经唐宋的承袭与改写，到明代终于被官私文献接受，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历史文献记述小人物 “言论”，多将其放置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尽管这些 “言论” 由作者或编者根据自身或社会需要而想象建构，但在历史长河中，后来者对前人的著述不断抄袭或改写，表面上会给人千篇一律的直观感，但实际上只要认真辨析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彰显了文献书写者在编纂历史时，无不注入自己的思想，而他们的思想又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苏娥诉冤也由经商被杀到逐渐向列女形象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是男性士人因应时代的要求而改写完成的。这些经不同时代士人层累书写出来的文献，尽管书写者的目的不尽相同，但他们最终都成为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后来学者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参考文献。本文研究不同时期文献中的苏娥 “言论” 还说明，从表象上看，这些历史文献中多记载有苏娥的 “言论” 述说，但这些女性的声音其实还是男性士人虚拟与想象的结果，妇女在历史上的声音仍然要借助男性的笔来表达，尽管这些 “言论” 不一定由女性发出，但至少男性士人也承认女性有着自己的声音，他们对此不敢也不愿意进行刻意回避。

[参考文献]

[1] 朱鸿林：《文献足征与文献阻征：从韩雍处置大藤峡事宜的一封奏疏说起》，《文献》 2010 年第 2 期。 [2] 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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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春声：《广东发展史》，《广东学习论坛报告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36 页。 [7] [宋]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118 《广南西路》，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第 34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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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牛程：《〈列异传〉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11 年。

[10] [魏] 曹丕等：《列异传等五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年，第 8 页。

[11] [隋] 颜之推：《还冤录》，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子部，第 347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125 页。 [12] [梁] 萧统编，[唐] 李善、吕延济、张铣等注：《六臣注文选》卷 39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

[13] [唐] 虞世南：《北堂书钞》第 1 册，上海：学苑出版社，2003 年，第 588 页。

[14]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子部，第 349 册，第 699 页。

[15] [宋] 李昉：《太平御览》卷 194 《居处部二十二·亭》，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 1985 年。[16] [宋]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 42 《亭长·埋骨楼下》，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807 页。

[17]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子部，第 347 册，第 500 页。

[18]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史部，第 160 册，第 409 页。

[19] 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3059 页。

[20] [香港]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5 页。 [21] 刘正刚、乔玉红：《与正统同行—— 明清顺德妇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6-17 页。

[22] [明] 陈耀文：《天中记》卷 14 ，扬州：广陵书社，2007 年，第 466 页。

[23]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42 册，济南：齐鲁书社， 1995 年，第 129 页。

[24] 天启《封川县志》卷 11 《名宦》，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第 93 页。

来源：学术研究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