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回忆录《一蓑烟雨》182：十二、绚丽时光：宣传队下乡演出

当年母亲给我抄录的据说是毛主席写给周总理的一首词

如今的青岛崂山港东村

现在的即墨姜家白庙村
王铎回忆录《一蓑烟雨》182：
王铎著
十二、绚丽时光：宣传队下乡演出
看官，林彪出事不久，社会上开始流传着一首毛主席写给周恩来的词，题目叫《红楼梦》，说的是江山后继无人的事情。
这首词，一直被偷偷传抄，形成了好多个版本。到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之后，该词传抄得更疯疯了。母亲知道我喜欢毛主席诗词，又碰上了一个好版本，于是就给我抄了回来。
看官，请你看看吧——
《红楼梦》
毛泽东
文田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一片，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尽，
鬓已秋，
劳驱倦。
你我思看，
夙愿付东流。
红楼千古杰作，
映影封建王侯。
自古忠臣出逆子，
惟有宝黛入神州。
词中的“文田”，在湖南娄底市新化县境内，现在叫“文田镇”，与毛泽东的家乡韶山，距离不远。毛泽东的母亲姓“文”，叫“文七妹”，有人考证为“文其美”，为湖南湘乡县人。到底她的祖籍是不是来自于“文田”？还是与“文田”有着什么联系？这就不好说了。不过“文田”，还可以理解为“文坛”、“文化天地”或“文化战线”。因为毛泽东是以写文章起家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于7月14日，他在长沙就创办过对于当时中国影响很大的报纸《湘江评论》周刊。毛泽东不仅担任周刊的主编，而且亲自撰稿，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宣传马列主义。所以说，毛泽东是从“文田”起家的，一点也不为过，完全与事实相符。
不过，有的版本还将“文田”，写做“当年”，也讲得通。
词中的“业未尽”、“夙愿付东流”，当时的许多人都认为，这里说的是林彪。因为林彪是唯一一位被写入中共党章的“接班人”，结果才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就出事了，这令毛泽东特别心寒。
对于倒数第二句的“自古忠臣出逆子”，许多人感慨颇多，也各有各的猜测，各有各的解释。不管怎么说，这首词，社会上一直认定为是毛主席的手笔，因为许多诗句是别人写不出来的。另外，看问题的角度和气魄也不一样。
看官，我从小就喜欢毛主席的诗词。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凡是国家正式发表过的毛主席诗词，无一例外，当时我都能够背诵。不仅仅是背诵，我还想方设法找来了毛主席的手书，对照着，发现了其中许多词句改动的“秘密”。
这还不算什么。我还依托着自己所学到的历史知识，参照着郭沫若、臧克家诸学人的注释，采用自己的观点，也为《毛主席诗词》注释过。
我当时就认为，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句，永远是那么气势恢宏，光芒四射，纵贯古今。
由此，我产生过这样一种观点。一个诗人，如果不以他的诗句而存活在世间，不被世人常常提起和引用，那么他就不能算做诗人。像中国历史上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等，都是这样的诗人。近代以来，中国只出过两位诗人，一位是毛泽东，另一位就是鲁迅。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世人没有异议。可对于鲁迅先生，很多人不认为他是诗人。有些会写几句烂诗的人，还曾经跟我抬杠，他们说：“鲁迅怎么能够算得上是诗人？你疯了吧？”
我说：“鲁迅的诗句，天天都在被人们引用，他不是诗人，谁是诗人？”
“哎哟……”跟我抬杠的人，一时说不出话来了。他找不着诗的标准了。
我对他说：“衡量诗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他的诗句能不能流传。鲁迅的诗句，就是可以流传的诗句。你尽管写了一大堆的诗，但没有一句是可以被人记住的。所以，你写的那些东西，就不能叫做诗，只能是文字游戏。说句让你不高兴的话，你今年五十多岁了，你敢说，你在说话和文章中，你没引用过鲁迅的诗？”
哈哈，我和那位诗人的谈话，当时引来了一片笑声。
这是我什么时候说的话呢？是在1985年的7月份。在什么地方呢？在中国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我是在参加全国的一个诗人大会，当时叫“中国散文诗学会成立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的一个专门研讨会上，我作为一个27岁的“诗人”，说出了上面的话。
看官，参加那次会的全国诗人有好几百人，可谓“诗人济济”。我说了一些既发自肺腑，又不让人家爱听的话。
中国的文人，嘿嘿，一聚在一起，就喜欢吹牛，就吹破了天。我真看不惯，也不想成全他们。不是我有多少才华，至少我比他们读书多，比那些自诩为著名诗人的人，读得多。我的知识比他丰富，他那些所谓的破诗句，我都不希当地写。说句不好听的，他连讲话就讲不明白，说不完整，啰嗦起来没个完，也不知道人家在座的爱听不爱听，还谈什么诗？
说真的，一个中国人，没有强起说实话的。你写几句烂诗，就冒充文化人，就想指点江山，混吃混喝，没那回子事！
呵呵，看官，刚才说了一阵子过头的话。不过，都是真心话。接下来，咱们还是要继续说青岛一中。
我在青岛一中上学那阵子，孙维吾副校长还负责学校的学工和学农。有时带领学生下乡学农劳动，他也是校方指挥部的主要领导，他也要亲自带队下乡，帮助农民夏收秋收。说起当时的情景，也许现在的人都不信。
那个时候的一中校长，在青岛市的级别和地位都很高。像校长高亭，那都是老革命出身、军人出身。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参加夏收的时候，从学校大门口单县路出发，一路步行到双山，到夏庄，他还自己背着背包走在大队人马的前面。要是换了今天，换了今天的中学校长，他能跟着学生一起步行？一起走？一起走得满头大汗？一起走得脊梁上的衣服全都湿透了？别人见他年纪大了，想替他背背包，他还不用？能做到吗？我看不一定。所以，什么是榜样？什么是理想？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一身正气？你不就明白了嘛！光说嘴儿，说得再好听，没有用。
就说孙维吾吧，他也是这样。学生走累了，可以坐在路边上休息。他当然也走累了，走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身上背着的挎包，都和衣服湿到一块儿去了。可他连坐下休息都捞不着，还忙着给学生们打水。有时还替那些年幼、个子小和身体弱的学生整理背包、挑脚泡。论说，这是一个中学副校长要干的活儿吗？不是，但人家就这么干了，人家心里没有怨言。
当孙校长忙活了一大圈儿，自己在石头上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就给他端上一大茶缸子水，他见了，都来不及说话，便咕咚咕咚咕咕咚地一饮而尽。
他实在太累了，也太渴了。喝完后，腮帮子上还挂着水珠，他一咧嘴儿，给了我一个歪鼻子笑脸。呵呵，这就是他的奖励了，我们当时很默契！所以，孙维吾校长喜欢我，也是有道理的。
学校宣传队当然也是下乡宣传的“排头兵”，走村串庄地进行巡回演出，崂山和即墨的村民见了，嘴都咧得像一群池塘里的蛤蟆一样，合不拢了。
还记得我和高华都参加了学校的“夏收慰问演出”。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双山村。
当天下午，还没到黄昏，只感觉这天也太长了，太阳一直不愿意落山。大家进了村，都还没有全部安置好，就听说高华突然病倒了。我猜想她是不是一路上累的，或者是肠胃不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有见过她的人说，她已经肚子痛得爬不起来了，人像散了架子一样，根本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了，必须赶快上医院。
这样一来，学校着急，宣传队也着急，人家双山村更是着急。最后，听说好容易找来了一辆大卡车，拉着高华和我们宣传队里护送她的人，急急忙忙地给送回来了。
后来，学农劳动结束之后，我也没有再见到她。听说，她住院了。
当时，我还在想，你说这高华，在我们班里，虽说平时不声不响的。但开起运动会来，她可是我们班拿分的好手。女子四百米接力，她总是最后一棒儿。别看她身材瘦弱，可跑起赛来却是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头发被风猛吹着，向后飘去，两条长腿拼命地奔跑着，还能看出一条条肌肉来，她的小嘴大口地呼吸着，全场都在为她欢呼，真是跑疯了！
她就是这么个身体，怎么突然就病倒了呢？到底是天气太热了？还是怎么着？实在想不明白。
我们的演出，都是到了傍黑天，在村头的广场上来演。旧中国北方的村头，一般都有棵粗壮的大树，这往往是明清时代立村的标记。村委或大队部一般也都设在广场的周围。
那个时候，好多村里的人家都没有电灯。不是村里没有电，而是村民们都不割舍用电。现在，咱们称呼人家村民，可当年，都叫“社员”。不但成年人叫“社员”，就连村里的孩子，也叫“小社员”。
似乎“社员”比村民光荣，地位也高。比方说，那些“地富反坏右”监督劳动的、进过监狱的、或者是南方来这里做小买卖打工的，以及氓流子等等闲杂人员，都不能称之为“社员”。“社员”无形中就是一种政治待遇。如果听说某某某不是“社员”，那——他是什么人，你不就明白了嘛！所以，当时我们演出，也是为“广大社员们”演出。
在乡村演出，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演员们都要拿着道具和乐器徒步走山路。我因为不担任什么重要角色，所以扛行李、拿道具、背乐器，就成了份内工作。
陈金鳌拉的手风琴，多数是由我来背。我当时小，胸前背不动，就只好像背背包一样地套在脊梁上。这样背的好处是，前面的两只手可以腾出来拿东西。
宣传队爬山越岭的时候，都是前后排成一字长蛇阵。我常常是跟在吹笛子的刘涌，还有拉二胡的潘久平身后。他们俩长得都比我高，也比我壮。尤其是潘久平，个子最高，性格开朗，一路上喜欢喊山、说笑话，还喜欢学胶东方言、说贯口和背顺口溜。
笑得我和刘涌一路上，也顾不上累了，光剩哈哈了。
比如，他曾经哼过这样一个段子，满口的胶东腔儿道：
说——山东，
道山——东，
山东有个地场儿出——大——葱！
即墨的地瓜干子切——的——好！
……
呵呵，再往下我就记不清楚了。潘久平哼这个段子的时候，就一定是我们来到了即墨地界了。吃饭也有地瓜干子，吃上一顿还行，再吃第二顿就粒心了。并且，每当他哼起这个段子的时候，我和刘涌就笑成锅腰儿了。
看官，这跋山涉水的，身上背着乐器，听着潘久平的一路胡咧咧，还真是开心得忘形了。
可一不慎，这背在我脊梁上的手风琴，却不知什么时候摁扣开了，一下子就在我的脊梁上哇——哇哇——咕嘎咕嘎地拉开了……而且你越是急，那手风琴咕嘎得越响，惹得好多宣传队员都回头看、回头笑，都停了下来。
潘久平和刘涌就赶快回过身来，一边一个，帮我从肩膀上摘下手风琴。陈金鳌老师闻声，也从队伍前面赶过来了，还差点叫石头给绊倒，引得大家笑声不断……
其实，陈老师并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他来到我的面前，看见我满身大汗的狼狈相，一脸生气地说：“你怎么背的？下乡慰问演出，是要向贫下中农学习，不能这么自由散漫，没有纪律性……”
我一听，不自觉地低下了头，因为这是陈老师第一次批评我，我没有理由反驳他。另外，作为一个学生，也没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与老师顶嘴。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诚心诚意地认个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我愣愣地站在大太阳底下，惭愧的大汗珠子一串串地往下掉，什么话也没说，真是无地自容。
看官，你刚才是看到的，我真不是单为的在给宣传队找麻烦，这不是听笑话听的吗？是吧？要怪，也得怪潘久平的笑话！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把手风琴抱过来，仔细研究了一下那枚摁扣。我发现，因为用旧了，扣不紧了，所以是很容易蹦开的。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上路之前，用背包带把它绑起来。等到了目的地，再解下背包带送给陈老师。看官，这个办法很有效，从此，再也没有发生先前那种“自由散漫”的事情。
陈老师、魏老师带领我们下乡演出，每到一村，都忙得不可开交。
就说是到了崂山港东村的时候吧，队员们一看是个小渔村，又看见了大海，凉爽的海风扑面而来，那种喜悦之情真是难以言表。
那天中午吃过饭后，也许是大家都走累了，所以伴随着海风和大海的涛声，大家这顿午觉似乎都睡得很美很沉……
听说港东村为了晚上的演出，要给我们点上两盏大汽灯，还要搭建一个简易小舞台，陈老师便决定要创作一首歌，用来答谢人家港东村的热情款待。
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他拿着写好的歌，带着苏琴来找潘久平。他要当面哼唱给苏琴和潘久平，顺便听听他们的意见。
我因为和潘久平住在一起，见陈老师还自己创作了一首新歌，晚上还要苏琴来演唱，便凑了过去。
只听得陈老师哼唱道：
扫扫米发扫——
啦啦扫米来——
这是他在唱谱子。下面，是他填的词：
港东——好——
港东——强——
接着，他又唱谱子了：
扫扫米扫啦啦扫米来米扫来——
港东——的人——民——齐欢唱——
……
再往下唱，我就忘了。反正是赞美港东人勤劳、勇敢，能够吃苦耐劳，好事一桩桩等等……
苏琴拿过歌曲之后，马上就唱了起来：
港东——好——
港东——强——
港东——的人——民——齐欢唱——
……
苏琴好像唱了没几遍，就唱熟了。
陈老师说：“今天晚上，你要好好唱这首歌，歌的名字就叫《港东好》。”
这时，潘久平也根据谱子，拉起了二胡。他一边拉，苏琴一边唱，好家伙，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唱得拉得有声有色。
陈老师也在一边摇晃着脑袋欣赏着，我也在一边给他们打着节拍，一边还跟着哼哼，感觉特别有趣。
看官，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了陈老师是如何作曲，如何修改，如何让音乐与歌声互相衬托，相得益彰。
这下可好，到了晚上，前面演过几个节目之后，报幕员站在亮如白昼的大汽灯下面，大声地说：“我们青岛一中宣传队的陈金鳌老师，还专门为咱们港东村现场创作了一首歌，名字就叫《港东好》，大家欢迎。”
哎哟，她这么一说，全场的好几百口子“社员”，就全欢呼了起来，掌声也呱叽起来没个完了……
看官啊，你想想，在那个时候，谁能够听到歌唱自己村的一首歌呢？他们怎么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港东人真是有福气，他们确实要好好听听这是一首什么歌——
只见苏琴穿着渔家姑娘的花衣服，像个小媳妇一样，扭扭捏捏地走上台来。只等音乐一起，她就在大树的影子底下，放声唱了起来——
港东——好——
港东——强——
港东——的人——民——齐欢唱——
好么，叫苏琴这么一唱，舞台底下的掌声，热烈得简直像过年放鞭一样，一阵接着一阵……呵呵，说真的，苏琴的那首《港东好》，其实就是在港东村民的掌声中唱完的。那场面太热烈了，太激动人心了！
我看见，坐在舞台暗处的陈老师，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一幕情景，会心地笑了。
离开港东村，我们宣传队又到了即墨的鳌山卫，又到了姜家白庙村等等等等……
看官，我们在这些村庄演出的时候，也是把在港东村的演出，全部搬了过来。每到一村，每到一庄，也都是这一套：什么这首歌都是我们现场刚刚创作的，什么歌名叫《姜家白庙好》等等。呵呵，演出效果，我就不用提了，都是热烈加热烈，激情摞着激情，欢呼碰撞着欢呼……
可是，当我们兴冲冲地演完之后，在归来的路上，我在想：我们这么做，到底好不好呢？会不会有一天，姜家白庙的人，娶了港东的媳妇。他们说起《港东好》和《姜家白庙好》这两首歌来，便会发现，这其实只是换了一个村名，其他的曲子和歌词都完全一样……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开始有一丝担忧，生怕总归有一天，这些善良的把戏会穿绑的！不过，仔细一想也算不了什么，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卖艺人的一个传统。
另外，我在哼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感觉它的旋律并不到位。也就是说，其中并没有摇撸划船、乘风破浪的音乐因子，也没有渔家号子的味道和崂山一带的渔家风情。
总之，这首歌也不琅琅上口，主旋律也不突出，似乎是一个应景之作。不过，无论怎么说，陈老师当年是费了心思、花了心血了。这在当时的中学宣传队来说，无疑是一个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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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回忆录《一蓑烟雨》182：十二、绚丽时光：宣传队下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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